宋庆龄研究专家何大章的文章《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三姐妹》，对晚年的宋氏三姐妹之间的亲情，特别是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退踞台湾以后的情况，作了详尽叙说。本版内容摘自该文。
三姐妹天各一方，思念绵长
最早离开中国大陆的是大姐蔼龄。1944年7月9日，她和美龄同机前往巴西治疗荨麻疹。庆龄到机场送行。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送行是她和大姐的永别。9月蔼龄从巴西抵美，1946年便正式定居美国。
1947年6月15日，蔼龄写信给庆龄，说她觉得自己的病情很严重，可能会死。她对庆龄说：“作为妹妹，你一直是那么的和蔼和可爱，我想要你知道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记住我非常爱你。”
1948年11月28日，美龄由上海乘机赴美，为正在国共内战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争取美援，就此也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
1949年5月19日，宋美龄和宋子良从美国写信给庆龄：“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这也是她与庆龄之间的最后一封通信。1950年1月13日，美龄抵达台北。至此三姐妹天各一方。
在这以后，庆龄和蔼龄还有过信件往来，但似乎只有过一次。1957年，蔼龄接到了庆龄的信，请她尽快回国相聚。这封信很有可能是通过朋友带去的。因为同时，蔼龄收到了庆龄的礼物。
1969年2月底，宋家六兄妹中年纪最小的宋子安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遗体运回旧金山，于恩典大教堂举行追思会。除了庆龄之外，宋家兄弟姐妹全数到场。子安与庆龄一向感情最好，但是正赶上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宋庆龄根本不可能到没有外交关系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去参加弟弟的葬礼。
三姐妹赴纽约参加宋子文葬礼突生变故，无缘重逢
1971年，正在中美关系急剧升温的当口，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突然去世。28日，宋子文的遗体运回纽约，决定于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教堂举行丧礼。
北京当天回电通知美国：“宋庆龄副主席赴美参加宋子文的葬礼，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没有直达航班，现在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经伦敦飞美国。”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得到消息，宋蔼龄将来参加胞弟的葬礼; 宋美龄已经乘专机由台湾起程来美，当晚在夏威夷休息，拟在翌日直飞纽约。看来三姐妹的团聚马上就会成为现实了。
但事情突然出现变故，美龄在抵达夏威夷后，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请她暂不飞纽约。疑惑中，美龄买来当天的美国报纸，得知庆龄也准备来美参加葬礼，于是立即打电报通知了蔼龄。美龄停留在夏威夷，不肯向前再走一步。这时，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又接到电话：蔼龄临时决定不参加胞弟葬礼。
就在宋子文葬礼的前一天，中国政府通知美方，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葬礼了。美方立即把宋庆龄不来奔丧的消息通知蒋、孔两家，希望大姐蔼龄、小妹美龄能赶来参加葬礼，并指出这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是一种安慰。但由于担心是“统战陷阱”，美龄索性掉头飞回台北。就连定居在美国的蔼龄也仍然犹豫不决。为了等待蔼龄的到来，宋子文的葬礼由上午改在下午进行，但最后仍然落空。宋氏三姐妹失去了最后一个团聚的机会。
晚年宋庆龄渴望与美龄相见
宋庆龄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多种病症的折磨，常常使她痛苦不堪。而越到晚年，她对美龄的思念就越发强烈。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她还不能够公开表达这种感情。她精心地收藏着蔼龄、美龄给她的每一封信。她还经常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在里面看宋家1917年拍摄的那张唯一的全家福。她还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跟美龄联系，希望美龄能回来。
林国才一直被宋庆龄当做家里人。他称宋庆龄“婆婆”(即外祖母)。因为工作需要，林国才经常往来于大陆、台湾和日本之间。一次，他从美龄的好朋友那里拿到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回到北京时交给“婆婆”看。庆龄仔细端详，眼睛里含着泪花，嘴里不停地说：“我和三妹(她对宋美龄在家的称呼)很久没有见过面了。”接着她拉住林国才的手说：“真的谢谢你。”随即将照片放进衣袋。
宋庆龄的荨麻疹经常发作，看过许多名医也没有显著的效果。林国才建议她到日本一些有硫磺温泉的地方去治疗。而日本大正制药厂的会长、日本参议员上原正吉夫人上原小技也有意邀请宋庆龄以非官方的身份到日本去疗养一段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安排台湾的宋美龄一起到日本，好让她们姐妹重逢。林国才在几个方面协调运作，据说已经很有了些眉目。然而1980年5月29日，林国才从日本过境台北回香港时，因为随身带着与宋庆龄的合影，而被台湾当局扣留，并以“协助中共四个现代化的罪名”判其入狱，拘禁在台湾绿岛政治犯监狱长达6年之久。在他被台湾当局扣留的一年后，宋庆龄就病逝了。20年以后，林国才先生在谈起这件事时扼腕叹息的神情，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1980年12月，陈香梅为宋庆龄带一封信给宋美龄。陈香梅说：“信中写到思念之情，并望能安排在某一地点姐妹相见一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文件归还孙夫人。我离开北京去台湾时，舅父廖承志对我说：‘孙夫人希望蒋夫人有回信。'信是我亲自交给蒋夫人的，但没回信，再去询问时，夫人说：‘告诉她，知道了。'”
1979年4月21日，宋庆龄写给在美国的友人杨孟东的信中问：“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或者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这里的戴维指的是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很明显，她迫切地希望通过与美龄联系紧密的孔令侃得到美龄的讯息。没过多久，庆龄的这个愿望就有了结果。
但是有了电话和地址也太晚了。宋庆龄已经病得很重。病重期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经常在她身边。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粹缜频频答应。同时，她迅速地向邓颖超反映了宋庆龄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宋庆龄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预感。
政治沟坎阻碍了姐妹最后一面
宋庆龄的病情严重以后，她的亲属聚集在北京，围拢在她身边。大家都知道，宋庆龄牵挂的是宋美龄。于是决定发电报到纽约，把病情的严重情况告诉宋美龄，希望她能够回到中国，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几天以后，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亲属们对这个反应大为吃惊，宋美龄甚至没有在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于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治丧委员会同时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这一邀请使台北十分紧张。蒋经国生怕远在纽约的宋美龄会感情冲动做出什么举动。
当天，宋美龄就对此事作出了明确表态。5月30日，她自纽约致函在台北的蒋经国：“月前廖承志倩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灵，其他均无论矣。”收到这封信，蒋经国肯定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从小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的姐姐去世，不能不在宋美龄心中掀起波澜。6月7日，她又致函蒋经国：“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而不在美国图挽回马歇尔肆意报复并一意孤行之短见，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指宋庆龄)离开。”这只能说是宋美龄的美丽幻想。当时的宋庆龄岂是哪一个凡人可以拖动的！
宋美龄的话说得很强硬。在此之前，她也表现出对宋庆龄的整体忽视。她从不在任何场合提起宋庆龄的名字，似乎这个人从未存在过。1976年她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在不得不提到宋庆龄的时候，她是这样处理的：“一九二六年冬，家母、长姊孔祥熙夫人和我，从上海前往汉口，去探视家兄子文和另一位家姊。”但她真的是毫无亲情吗？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报道：接近宋美龄的人士透露，1981年5月下旬，她在得知宋庆龄病危及逝世的消息时，曾几次流泪，并为二姐向上帝祷告。
2010年5月底，我第三次到台湾访问。其中妇联会安排了一次宴请。我的邻座是一位秦女士，她问我说：“你们基金会出过一本宋庆龄的画册？”我说：“对。”她说：“当时朋友借给我一本。我拿到特别高兴，就赶快送去给蒋夫人看。”她说，把这本画册递到蒋夫人手里之后，蒋夫人坐在那儿，一幅一幅认认真真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而且旁若无人。看完之后蒋夫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个画册收起来了。她还告诉我：在庆龄去世的那几天里，美龄完全沉默，一言不发。这些都表现美龄跟庆龄其实感情是很深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她要有很多避讳，无法做任何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