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作出要从褒斜道出兵，进攻郿的姿态，以牵制魏军主力。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统帅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诸葛亮趁机亲率主力，猛攻祁山。蜀军势大，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随即叛魏附蜀。当时姜维在天水郡任中郎将，正跟太守马遵一起，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视察各地。听说三郡叛魏，郭淮迅速东归上邽部署防御。马遵怀疑姜维等人有异心，也连夜赶到上邽。跟姜维在一起的，还有功曹梁绪、主薄尹赏、主记梁虔等人。他们发现两个领导全部溜号，赶紧追随，可惜晚了一步：赶到上邽时城门紧闭，郭淮、马遵怎么说也不肯放他们进城;姜维等人无奈返回冀县，结果吃的还是闭门羹。他们走投无路，这才投奔诸葛亮。
诸葛亮得到姜维，如获至宝。他给参军蒋琬写信，语气颇为兴奋：“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信中还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那一年姜维二十七岁。诸葛亮加封他为奉义将军、当阳亭侯。在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没过多久，他就升到了中监军、征西大将军的位置。全军从五丈原退回成都后，杨仪野心膨胀，诽谤朝政，被下狱问罪，最终自杀。诸葛亮将政事托付给蒋琬、费祎、董允，军事则由姜维负责。蒋、费、董三人虽然和诸葛亮一起，被蜀人目为“四英”，但毕竟不能直接跟诸葛亮比肩，所以他们虽然实际行使丞相职权，官职却都是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起初姜维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诸军，进封平襄侯，后来随着蒋琬、董允的去世，姜维资历逐渐攀升，与费祎同录尚书事。费祎死后，他基本成为蜀国的第一大臣。
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而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当时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只要有好的统帅，羊羔也能训练成狮子，但问题在于蜀国没有这样的统帅：绝对才能不低，相对才能不高。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姜维比起邓艾、钟会，也不占绝对优势。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认识更加清醒。“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他这样告诫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吴蜀实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将之定为基本国策，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划。如果单纯搞结果论，这一点未免滑稽，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又让我们不忍耻笑。他到底是诸葛亮，贤相之名庶几可当。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础。两国协同攻魏，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几十年过去，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魏国灭蜀之前，判断倒是非常准确：“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可谓精确。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不宜夸大敌军实力，则更加精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他苦劝姜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不要“强欲行难为之事”。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263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
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我们大可扔下书卷，骂两句解恨，但对于姜维，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将忠良姜维与奸臣贾似道并举，感情上过不去，但结果确实很像。我们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当时黄皓乱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国之因。可尽管如此，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敛兵聚谷”。前面说过汉中的重要。除了诸葛亮，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充实兵力，敌军进攻则凭险据守，使其难入一步。诸葛亮死后，魏国大司马曹爽为了树立威信，贸然伐蜀，王平御敌，也采取这个办法，最终曹爽只得无功而退。姜维认为这是防御姿态，无法达到歼敌的目的，于是建议朝廷，废除散落各处的营寨，全军集中起来，分别驻扎于汉、乐二城。军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维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采纳，于是便令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驻守乐城(今陕西勉县东)，护军蒋斌驻守汉城(今陕西城固东)。
这个办法貌似积极，其实弊大利小，等于是放弃险要，自拆樊篱，很快就显出恶果。后来钟会攻汉中，几乎就是探囊取物。以往人们责难姜维，主要着眼于他后来的假投降。这个观点未免迂腐。姜维最大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点：战略而言，不该频繁用兵，九伐中原;战术而言，不该“敛兵聚谷”，放弃险要。这跟直接抛弃汉中差不了多少。南宋郭允蹈在《蜀鉴》中，甚至直接以后面这个原因，指责姜维误国亡蜀：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郭允韬认为，即便没有邓艾奇兵出江油，蜀国已经不支，原因都在于姜维的部署失误。这个看法当然未免偏激。蜀国之亡不在姜维，甚至也不在黄皓与刘禅，只在自身实力不济。当然如果换个角度，黄皓与刘禅也可以归入蜀国的实力，只不过是负值而已。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诸葛亮选择这个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