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一个惊人的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城: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已于当日上午10时许因尿毒症不治而亡。袁世凯病逝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四人立即打开金匮石屋,找到了袁世凯生前留下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继承者提名名单,只见名单上有袁世凯生前亲笔写着的三个人名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前任大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大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担任总统。如果袁世凯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把他三个儿子名字同时写在中华民国大总统继承者提名名单上的话,那么,最终担任大总统的将是袁世凯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
据说,这也正是当时人们所共同担心的一个问题,袁世凯最终的做法竟然完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他没有继续做自己的皇帝梦,也没有把这个尴尬的问题抛给自己的后人。袁世凯最终的如此做法,是出于良心发现,或是出于尊重民意,还是为了被逼无奈,迫不得已而为之,至今依然是难解之谜。
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承认帝制当上洪宪皇帝,到1916年3月23日宣布撤销帝制恢复共和,“窃国大盗”袁世凯共计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
在那短暂而又难捱的83天中,由于尿毒症的日益加重,袁世凯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再加上经历了唐继尧、蔡锷等于12月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敦请各省联电劝阻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以及在日本公使鼓动下先后有五个国家的公使接连出面提出口头干涉,认为袁世凯政府已无力量平定云南,如果战事扩大,必将影响全国秩序和外侨安全,外国人不能坐视;紧接着,广西的陆荣廷也在梁启超和岑春煊的策动下,于3月中旬宣布独立………
此时的袁世凯,完全被这些突然而来的事情搞乱了,他原来根本没有想到改变国体竟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袁世凯在内心里似乎已对恢复帝制行为表示后悔了,于是他毅然决定取消帝制,恢复共和。
3月21日,病中的袁世凯紧急召开了有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参加的各部总长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撤销帝制。
3月2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这一篇申令是由袁世凯的机要局长张一起草的。据说,张一一直反对袁世凯改变国体,袁世凯为此还曾对张一直有看法。袁世凯此时感慨地说,我昏聩,不能听你的意见,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张一对袁世凯说,这一件事,是你受到了小人的蒙蔽。袁世凯说,这全是我自己不好,也不能怪罪别人。
接下来的事情,让袁世凯更感觉到“四面楚歌”的滋味了。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见此情形,连忙向袁世凯提出辞去国务卿一职,把国务卿的位置让给段祺瑞。段祺瑞一上任,就跟袁世凯讨价还价,表示决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务卿,而要做有职有权的实力派国务总理。
进入到5月份,国内局面变得更无法收拾了。袁世凯陷入了和谈不成,用兵也不成的泥淖之中。从全国各地飞来的声讨呈文、檄文如冰雹一样向袁世凯袭来。更让袁世凯啼笑皆非的是,来自于他的家乡河南的通电,竟有河南106县的1284人签名。看了这样的电文,袁世凯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1916年5月8日,就在袁世凯集团内部混乱分崩之际,已经宣布独立的南方四省加强了团结和联系,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军务院,共同举起了反袁讨袁的大旗。与此同时,陕西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也趁热打铁,宣布陕西独立。就连被袁世凯一直视为心腹的陈也、汤芗铭竟也通电全国,宣布了四川和湖南的独立。两位心腹将军的宣布独立,犹如两把锋利的匕首,直接捅在在袁世凯的心口上。
更让袁世凯感到无比悲凉的,还有梁启超接连不断发出的讨袁“檄文”——南方的梁启超接连写下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对袁世凯展开了猛烈攻击。纸笔的确是可以杀人呀,读着梁启超文辞激烈的声讨檄文,袁世凯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袁世凯的尿毒症已经越来越严重,每到小解时就疼痛难忍。到了5月下旬,袁世凯已经基本上不能吃也不能尿,尿毒已在全身蔓延开来了。袁世凯觉得自己满身都是委屈,他让人拟定了一个《帝制始末案》,极力诉说着自己实行帝制的前因后果,试图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复帝制的,而在这当中他又有着无尽的苦衷和委屈。
深陷痛苦绝境的袁世凯已经决定退位了,于是他让段祺瑞拟定了一份自己退位后的优待办法,共有六条:一是往事不追;二是公权不褫夺;三是私产不没收;四是居住自由;五是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重;六是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10万元。这是袁世凯在最后为自己努力争得一份保护。
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许,袁世凯终于死于尿毒症。据说,在袁世凯断气的前几分钟,他一直喃喃自语:“我不想要这个结局,我不想当皇帝,是那个人害了我!我信了,结果我被骗了。”“那个人”究竟是谁?后来有人推测是杨度,有人认定是袁克定,还是袁世凯本人内心当中的欲望害了他呢?这些同样也是那段历史的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