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路军女将军张琴秋被俘后遭遇
1936年10月下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约21800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从虎豹口强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从此，这支红军奉命改称西路军，因未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西路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作为该部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张琴秋(长征期间与陈昌浩结为夫妇)，在连续转战中，艰辛备尝。
在国民党马步芳部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西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在祁连山分头突围时，张琴秋、蔡元贞、苏贵连、苏碧珍、龚德义、张水清等许多人不幸被俘，于1937年4月间被押送到青海西宁。在押解途中，因张琴秋身体虚弱，走得很慢，敌人视为累赘，曾想把她杀掉，幸得蔡元贞帮助和保护，张琴秋才幸免于难。此时，西路军已完全失败，马步芳也改变了以往抓住红军就杀的做法，将一些男俘送往外地修筑公路，从事重体力劳动;女俘则留在西宁的工厂、医院里做苦工，其中一些年轻漂亮、原系西路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团员的被俘女兵，被编入马步芳的一○○师跳舞团。由于张琴秋在被俘时即改用化名“苟秀英”，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因而未引起敌人重视，被打发到西宁东关湟水河边的义源羊毛厂，整日里干着分拣羊毛的差事。几天后，与张琴秋同在该羊毛厂做工的10个被俘女红军被直接带走，送给马步芳的官兵做老婆，从此下落不明。这让张琴秋等其他女俘们惶恐不安，张琴秋就刻意把自己弄得老态一些，以躲避如此厄运。
有一次，原前进剧团的几个难友从蔡元贞口中得知张琴秋的处境后，都为她的安全担忧，以前曾当过张琴秋警卫员的孙桂芳提议说：“要想办法帮助张琴秋逃出青海，只要到了兰州，马步芳就迫害不了她啦！”于是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商量了一个周密的“救张计划”。
原前进剧团的难友们多系四川、湖北人，因自己做不来面食，早就向一○○师跳舞团负责人、中校参谋主任赵仰天提出了改善伙食的强烈要求，这个赵主任也曾答应要为她们配一个炊事兵。现在，难友们便以此为借口，派赵文秀、黄光秀、赵全贞出面去找赵主任，向他建议把义源羊毛厂那个特会做饭的苟秀英调来当伙夫，得到了首肯。
这天，当蔡元贞、王定国、黄光秀等手持赵主任的便条来到义源羊毛厂接洽要人时，只见张琴秋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显得很老气。张琴秋听王定国反复说明了来意之后，只冷冷地说道：“我哪里也不去！”最后还是蔡元贞的一番悄悄话，才打消了张琴秋的疑虑。她推心置腹地对张琴秋说：“我们把你弄到剧团去，你可以放心，并不是要你和我们一样，抛头露面，上台唱歌、跳舞、演戏，而是给我们烧饭，当剧团的伙夫。你可以整天蹲在伙房里，对外面的事装作不闻不问。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帮你逃出青海……”这样，张琴秋就来到了跳舞团。
在跳舞团，张琴秋白天专心把饭烧好，夜晚则和难友们住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为了使每个人都经受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张琴秋乘机对难友进行了坚持革命气节的教育，鼓励她们今后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这时，西路军一个姓马的师长叛变投敌，使马步芳得知张琴秋并没有死，而是被俘了，现就在西宁城内。于是马步芳下令在西宁全城查找张琴秋，并将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告示贴遍了西宁的大街小巷。屋漏偏逢连阴雨，跳舞团在演出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夜里，马步芳在西宁川陕会馆为南京来的贵宾举行晚会，孙桂英等4位被俘的女红军上台表演了海军舞。演出时，孙桂英右脚上的一只皮靴不慎给踢飞了，正砸在贵宾前面的茶几上，以致晚会秩序大乱，不欢而散。恼羞成怒的马步芳立即下令追查此事。赵仰天自然难辞其咎，他对孙桂英进行了审讯，从中没逼问出什么，便又集合跳舞团全体人员，软硬兼施地对她们训话说：“听说你们红军里有一位女将军，名字叫张琴秋，还是张镜秋，其说不一。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说会道，骑在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来。我们希望她肯为我们做事，我们一定会给她大官做，决不会亏待她。但是，如果继续躲藏着，一经查出来，就没有好处了。我想你们也都认识这位张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查找张琴秋，查出来我一定给你们重赏。但是，如果知情不报，那就不要怪我赵某不讲情面了……”结果谁都没有吭声。
随着敌人追查活动的紧张进行，张琴秋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有一次，一位途经青海的国民党要员来跳舞团“参观”。听说这个人是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认识张琴秋，难友们为此很担忧，情急之下，便想出了个让张琴秋装病，不参加列队欢迎贵宾的办法，才算闯过了这一关。
接着，马步芳忽然决定要将一○○师跳舞团拆散，留下少数几个他认为年轻漂亮的女俘，赏赐给他最得意的军官作妾，并把黄光秀强纳为妾，其余的送到甘肃张掖，另组剧团，归韩起功旅建制。很快，那几个年轻的女俘接二连三地被人家强行“娶”走了，王定国、孙桂英等几个和张琴秋最亲近的女俘，都要到张掖去。在此生离死别之际，她们将原先制订的“救张计划”补充了新的内容，并加紧了实施。首先是黄光秀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经过一番运作，取得马步芳同意，将赵全贞嫁给了原西路军前进剧团音乐股副股长、被俘后在马步芳某工兵营做勤务兵的杨万才。该工兵营驻西宁，杨万才早已与张琴秋等取得了联系。
在为杨万才、赵全贞筹办婚礼的过程中，赵仰天认识了机灵的杨万才，对他很赏识，便把他调来做自己的勤务兵。这样一来，赵仰天就答应了赵全贞提出的让张琴秋来给她做老妈子的要求。此后，赵全贞的新房就成了西路军许多被俘人员聊天、作客的场所。张琴秋在此看到了报纸，了解到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知道了中共已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正设法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在赵全贞家，张琴秋与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正在西宁中山医院做勤杂工的吴仲廉有了联系，通过吴仲廉的关系，张琴秋很快搬到中山医院去与她结伴而住。张琴秋还通过另一位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杨绍德，结识了杨绍德的丈夫、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的卢澄。卢澄表示愿意瞒着马步芳，通过其上司、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党务特派员李晓钟帮助张琴秋逃离青海，条件是她在报上发表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被张琴秋婉言谢绝了。
张琴秋、吴仲廉经过分析后认为，一定要没法尽快逃离青海，否则一旦被马步芳查出其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她们决定随机应变，充分利用李晓钟、卢澄与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实施自救计划。目标既定，张琴秋、吴仲廉便经常去杨绍德家作客、打麻将，与卢澄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7月间，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人员李晓钟、卢澄等一干人，被蒋介石调往庐山受训。当他们离开西宁时，乘机带走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在兰州短暂停留时，张琴秋巧妙地托人将自己的行程等情况转告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经兰州乘车辗转来到西安后，张琴秋等3名被俘人员迅即被李晓钟交给国民党西北行营，由西北行营派兵押送到南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到兰州办事处的电报后，曾派人去车站解救张琴秋等同志，却扑了空。
8月14日，张琴秋等被关入南京市郊的“首都反省院”。通过大力营救，张琴秋等同志于9月初获释，10月回到延安。
西路军女兵 被马匪抓阄分配做小妾！
口述 李文英
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
1936年冬到1937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约五分之二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
在短短五个月内，这支21800余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画外音
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后，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备受折磨。
在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活到今天。现居甘肃武威的95岁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0年4月末的两天之中，记者有幸得以聆听老人讲述一生的故事。
我出来参军，也是没得办法，家里太穷了么！
我是四川阆中人，10多岁时家里就把我给人当童养媳。我不从，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没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父亲和哥哥以前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哥哥参加了游击队，跑进了深山老林。
那天我和几个伙伴结伴到一个名叫二龙场的地方赶集，看见一个头发齐耳、打着绑腿的女军人被一群人围在中间，号召大家参加红军。女人也能当兵？我一问，真可以。这个女人戴着灰色军帽，帽子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还弯下腰让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个耳环眼儿。这下我放心了，当天就参加了革命。
那时我十五六岁的样子，记不清了。参加革命就自由了，那个高兴啊。我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连走路都哼着歌。
1935年，我随阆中境内全部撤离的红军一道，正式踏上长征路。就在部队转移的途中，我才知道，红军刚走，还乡团就杀回了我的家乡。我父母是红军家属，被敌人抓去吊在桐子树上打，父亲被当场活活打死，母亲被乡亲们放下来，放下来就死了，连尸首也没人敢埋……我8岁的弟弟，一声声地喊着妈妈，后来给人放牛去了，一斗秕谷子，卖给了地主家……
娃啊，你不晓得，我这辈子受的苦就太多了，惨得说不成！到现在，我的苦处不会忘记，也诉说不完……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要哭，半夜我时常会想我的父亲母亲，可怜哪。
我是为革命出来的。雪山草地我们过了，冰天雪地我们受了，树皮草根我们吃了……又挨饿又挨冻，还要打仗，还得受罪。革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现在你们娃娃享受着了。
长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没了。我过的党岭山，是万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两下，戳不动的是结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缝隙，就得绕道走。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和同志们数步子，开始时说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数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数着走。100步坚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后来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
进入草地，就更惨了，眼睛都不敢睁开看，路边上三三两两，都是饿死的战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睡着了……
画外音
1936年10月，天气开始变冷。李文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历九死一生，抵达甘肃会宁会师。还未经休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共21800余名将士，就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剿”。
长征胜利会师，我活着走到了会宁。
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胜利的喜悦。那么多人，光吃饭都难解决。很快，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过河，到新疆去，到苏联去。
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过了黄河，西路军遭到马家军3万多正规军和10多万“民团”的围追堵截，打得太惨喽。
西路军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又缺少枪支弹药，一个人平均只有5发子弹，在冰天雪地里怎么跟马家军骑兵打仗？骑兵跑得快，我们走一天，马家军几个钟头就追上来。马家军太凶狠……西路军历经临泽、高台等血战，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董振堂、杨克明的头还被马家军割下来，泡在酒里，送到青海西宁给马步芳……
在西路军中，有红军女战士1300多人，其中由800人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平均年龄不到20岁。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我们妇女团跟其他部队一样作战。
比如在倪家营子，我们妇女团还要组织起来，每天夜里或快天亮的时候，到河边上砸冰、背冰，敌人就守在那边，听到动静就开枪，多少人死在那里，血染冰河。
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了40天。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摆脱敌人追击，这时候我们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连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树都没有，都是石头沙漠。退到石窝山以后，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马家军骑兵又围在山下，怎么办？
当天夜里，上级在山顶召开党员会，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身体好点的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所有子弹收集起来带走;把妇女团和一些伤病员编成第三支队，留下来打游击，负责牵制敌人。
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姐妹、弟兄，西路军失败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击吧。大家有机会就往陕北走，那里有毛主席，有我们的队伍在等着大家。
我们只有坐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抱头哭。祁连山上一没吃，二没穿，又没老百姓，怎么打游击？我们没有弹药，每个人肩上背的就是个空枪。伤病员加女人，就给丢下了……我们伤心得很。
其他人怎么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不对我们说。只知道第二天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都没了。他们朝西走了。
山里到处都是马匪，把我们三支队包围起来。马匪的残暴简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杀人方法各种各样，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枪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里……简直就是牲口！逃命吧，不逃怎么办？
半夜里，地上结着冰，天上下着雪。马家军包围在山脚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帐篷住上，可我们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满了我们战士的尸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里坐着趴着，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吃饱一顿，就这么死了，也满足了。
分散后，有的人分到三块银元，有的分到一块烟土。我什么也没要。我啥时死掉都不晓得，我要银元干什么。夜晚过去了，又一个清晨到来，敌人怪叫着包围上来。我们没有一粒子弹，只得把手里的枪砸烂，然后跳下了悬崖。
我没死。在参加红军5年后，我成了马家军的俘虏。
画外音
西路军战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5600多人被残酷杀害，被营救回延安4000多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地区的有2000多人……
我被送到武威城，关押在特务团。
这里关了100多个红军女战士，我们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马匪根本没把我们当人，每天只给我们一些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给。大家饿极了，放风时把院子里的黑花叶子都拔了吃得净光。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关了几个月，我们一个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有一个女战士，被抓去做了特务团长马阁麟的小老婆，马阁麟的大老婆就把气撒在所有女战俘的身上。
几个月没有洗脸洗澡，马匪让我们下到河里洗澡，就是一种“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们。马阁麟的老婆，就指令马匪兵把一只狼狗推到河里，让我们跟狗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
马匪兵骑在马上向两边观看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
我气极了，冲上前去大声骂道，“如果你们不把狗拉出来，我们就和你们拼了！”这事马上被特务团长马阁麟知道了，他带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在敌人押送我们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开英、何福祥三个人到冰河里背冰，趁着这个机会，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们都不敢说话，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不晓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敌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来跑出去。
白天不敢走，躲在骑马下不来的悬崖底下，晚上才出来摸着黑走。有一个晚上，我们走路的动静惊到了一条看羊的山狗，那狗很厉害的，黑暗中冲过来，一家伙就把李开英的腿肚子咬下一大块肉来。我和何福祥，她是营长，把李开英背到雪下不到的地方搁下。我们身上，不是分到一疙瘩大烟吗，李开英身上就有这么一疙瘩大烟，她对我俩说，你们去给我要点水，我喝一点。她想着自己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走不了路，就会连累我们两个人，我们哪里知道她会把那一疙瘩大烟就全吞下去了，不一会儿，白沫沫子就在嘴角上涌出来。我们把她搀起来，她费劲地说了几句话：“将来见到我的儿子，就说我死了，不要再想我了！”说完就死了。我们两个人抱着她的尸体，大哭了一场。
我这人胆子历来很大，从来不害怕什么，那时却觉得很孤单，很无助，离开了组织，离开了战友和同志们，我没有了方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气。
没几天，在大沙滩，我们又被敌人的骑兵抓住了。
大沙滩，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过了那个沙滩，就能到黄河边沿，过了黄河就能见到毛主席嘛，见得着延安。可就在这里，我们又被马匪抓回去了。如果再有两三天，我们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
画外音
西路军女战士当时大多只有20来岁，成了“女俘”后，除部分被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强奸，或者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有的被转卖多处。这些女性所遭遇的，无法详述。
如果可以在“牺牲”跟“当俘虏”之间选一个的话，我们情愿选择牺牲，没人愿去当马家军的俘虏。
参军的时候，我们就抱定了决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要做共产党的鬼。可命运偏偏让我们做俘虏，而且要让我们给马匪当老婆。
一天早上，敌人把我们100多个女红军押出来，排成长队。先是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我们“自由”，接着由副官当场宣布了第一批“获释”名单。
被点名的几十个人慢慢走出来，我也在名单里面。被俘虏一年多了，谁不想早点出去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啊！可我们不知道马步青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突然，副官从兜里掏出一把纸球，猛地往空中一抛。顿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一个个嬉皮笑脸地来到女战士身边，又拉又扯。我们这才明白，“获释”就是把我们分配给马匪当小老婆。我们肺都气炸了，和敌人扭打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这些畜生当老婆的！”
分到的拉不动我们，就两个人拉一个，拖上就走了，你说怎么办，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个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马匪，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手上沾满了我们红军战士的鲜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个人根本近不了我身边……
有的女人漂亮一点，马匪男人对她好。我脾气倔得很，拼命想办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这马匪回回把我往死里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这里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时候，皮鞭、木棒，拿起来就打。
我一颗眼泪都没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
我怎么能对他好呢？他是个坏人，我是个好人。我只有受着，什么话都不说。
我四次逃跑，但没有一次成功。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的。我们的团长王泉媛，是王首道在长征路上结下的妻子。被马家军抓去后，分配给马步青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当小老婆。她也宁死不从，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逃出虎口，奔向兰州。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是迎接她的是当头一盆冷水，浇得人冰凉：组织上不要。
当时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
你想想看，生生死死走过多少遭，终于逃出来找到了组织，可是组织的大门却对你关上了，那有多伤心啊。
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就西路军战俘惨遭虐待的状况，多次跟蒋介石交涉，马步芳迫于压力，放松了对战俘的看管，一些伤残的战俘就地遣散。我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
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组织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泪，只想对组织说一句话：“我李文英永远是党的人。”
画外音
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下了结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个结论，让西路军的将士从此抬不起头来。
解放前夕，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个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队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下落。
脱离关系以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生活艰难，简直就是没法过。每天挎一个小竹篮，拿几盒土烟去路上卖。
经常吃不上，只好去捡烂菜叶过活。
我一个人再怎么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能找什么人？有钱人会要我们这些人吗？这个男人也是穷苦人，10岁前父母双亡，讨饭一样过活，到了兰州，给人端水洗脚这样长大成人的。两个人生活总比一个人要好一点。
别人看我就像看笑话，看共产婆，有时很多人围着看。就因为给马匪当过小老婆，你的人就是不干净的。
“文革”时候，大家都来批斗我……说开群众会了，我是个干脆人，不用人押，自己跑到台前。我身上不是挂了个毛主席像吗，他们一把把那个像抓掉了，说你就是李文英吗，我说就是。就打，把我打惨了……
造反派问：其他的人都死了，你怎么没死？
是啊，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死了，在高台、梨园口死了，在马匪营子里死了，我眼一闭，一片片全是尸首啊，可我怎么没死呢？我没死，我就是叛徒？
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
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文革”中间不就自杀了吗？过了13年，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
我从来是个厉害人，嘴上也不饶人。他们骂我，我也骂他们：“老子十几岁干革命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干了啥？”
我被剃了阴阳头，还戴上高帽子，天天挨批斗。我大儿子来看我，拎一碗面条，看守就问你妈妈是谁，你妈妈是叛徒。我儿子说，叛徒就叛徒，我也要看看。娃娃转过来把我看看，我把娃娃看看，我就悄悄地跟儿子说，你们不要害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你们不要害怕。
红卫兵还问我，你不是什么苦都能吃吗？苍蝇，能吃吗？我说，不就苍蝇吗，能吃！拿过来，我就吞下去了。
我干革命，我怕过谁啊？不怕。总有一天会出头。老天明白就行喽，也不用说别的。
画外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路红军的问题得到平反，并给这些早已年过古稀的老红军发放了西路红军证书。这是一份迟来的清白，为了这清白，李文英等得很苦，也很无奈。
第二个男人，也不是个好东西。那时候在街上摆个摊的，搞公私合营，也合一块儿去了，他就去了乡里供销社。
本来是叫我去的。可是我不能去啊，我去了屋里怎么办？这么多娃娃。前面两个，后面三个。他乡里去了，起初工作也干得好，对我也好，什么东西也会带回来给我。以后他的心就变质了，有其他女人，也不管我了，东西也不带回来了。
我也了解过，算了，不好就不好了。这是我的命啊，我能碰上啥样的好男人呢。我的生活啊，太孽障了。
这么多年，娃娃都跟着我，不跟他。我也早不跟他来往。以后他到兰州，死在兰州，死在我儿子跟前。
娃娃们读书，都是我供出来的，没钱也没办法，也要读书。不好好读书就不行，就打，都听我的话。娃娃们从小没吃过饱饭，早上都是喝一点清汤汤，就上学去了，从没吃过白面馒头。
有很多年，我们被叫做“流落红军”。我写信给中央，一封一封写。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往西路走，我们是西路红军，我们是怎么流落的，要说清楚，这是环境逼迫在这个地方，敌人把我们……不是冤枉的是什么呢？给我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
吃了败仗，是悲惨的。当了俘虏，也是屈辱的。可我伤心就伤心死了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在哪里，谁埋的，都不知道。死去的那些同志们，在雪山埋在坑里，死了的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能不能瞑目啊。
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西路军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红军才恢复了名誉。我们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这下可以摘掉了。可惜的是，好多人等不到这个结果，就已经离世了。我那一个班，就我还活着，老天让我多活几年。
苦了就苦了，这辈子我都不后悔，坚决不后悔。
现在政府对我也好喽，现在生活费一个月1000多块钱。看病也有钱。好得很呢。
也有好多人来看望我，中央的也有，有些我也不认得是谁。李向阳女婿，来了给我一万块钱，还有那个谁谁，也给我一万块钱。
多大的干部来了，我也敢说话，部队来人，我觉得最亲切。不管碰到谁，我都讲老实话，一句假话不说。我这么老了，是不是？
大儿子对我最好，知道我的苦。他70多岁了，一家人在深圳，他女婿在杭州，都是挣大钱。老二，现在退休了。老三在兰州当工人，修房子，生活差一点。老四，在税务局当干部。
老了，以前从没有怕过，现在晚上睡觉就害怕。我这屋子里，一天到晚就我一个人。
我养了一对鸟儿，小八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能跟我讲话。
画外音
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告别老人下楼，一回头，发现老人已经推开二楼窗户，靠在窗口向我挥手。我好几次回头，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在挥手，直到弄堂尽头拐弯处，再也看不见。
我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