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2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战寻求美国朝野的支持。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其中就包括个人的收支情况。对他这一期间的个人收支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也许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胡适的个人品质。
胡适是一个精明人。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精明”。据说，1921年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到北京拜访胡适，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谈起，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时胡适的每月薪水都放在一个地方，自己并不过问，家里的帮佣买米买油都是自己拿钱。有一次，可能是帮佣私吞了一部分，竟然出现了短短时间内几人吃掉几担米的现象。不得已之下，江冬秀只好辞掉仆人，自己管理家务。这件事应该颇能说明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和处理方法。
在美国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每月540美元薪水是他的主要收入。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但由于驻美大使属于公职，有些开销不需要从个人薪水中支付。胡适曾在与亲友书信中谈到过：“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钱，所以每月还可以余点钱买书。房子不用我出钱，汽车汽油都是公家开支。”
胡适说他的日用不需要多少钱，这仅仅是指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的生活而言。实际上，他的支出除了要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还要负担家庭的正常开销。在他这个大家庭中，除了他都是清一色的纯消费者。
他在1938年至1942年间的大使任期内，胡适的个人支出主要包括个人日常生活和江冬秀在国内的家庭支出，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等。另外尚有零碎支出，譬如，给江冬秀买点零用品啦，自己买点茶叶啦等等。再譬如，江冬秀收了很多干女儿，这样一来，作为干爹的胡适少不得给她们买些小礼物。1940年8月13日，他就托人捎了7双袜子、3只钱包和5个粉盒带回国内，分送给干女儿。花费虽不是太多，但总还要花钱的。
胡适此间在个人钱财上的特点是：清、俭、困。
所谓“清”，是指胡适在个人收支上清楚、明白、清廉和公私分明。胡适的清廉有口皆碑。他去世后，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
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不得不自己先垫付花销，其中甚至包括使馆其他人员的开支。不久，他又大病一场，花费了将近4000美元，其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谢绝了孔祥熙汇来的3000美元资助费。在困难面前，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胡适的“清”。胡适卸任后，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所以想资助他一下。但胡适却回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
所谓“俭”，是指胡适在个人支出方面的节约、俭朴。胡适出身于安徽望族，可以说自小衣食无虑，而且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也见识过欧美权贵的享受，但他在生活方面却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品质。这一点从他在美国期间的生活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在美国，他总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能节约一分就节约一分。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车。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告诉妻子，自己的一些衣服没舍得，还都很新，不要寄太多的衣服。如果说一个穷得身无分文的人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但以胡适的身份和名望，却能够节省到这种程度，不浪费一分钱，实在是难能可贵。
所谓“困”，是指胡适个人经济的穷困。任大使期间，胡适的月薪是540美元。这540美元除了满足自己的必要开支，还要寄回国内供养老婆和孩子，所以花起来很是拮据。倘若再有个大病小灾，情况就更加困难。胡适刚到美国，就因病欠下4000美元的债务，不久长子胡祖望来美留学又需要一大笔费用，结果弄得他为钱所困。1941年4月，胡祖望在美尚有一年半才能完成学业，第三个孩子胡思杜又将赴美求学，再加上江冬秀在国内开支颇大，胡适甚感经济紧张。所以他除了让胡思杜到消费较低的美国中部的大学就读，以节省费用外，自己也“设法子去卖文章或卖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并且说“我从现在起，要替他储蓄一笔学费。凡我在外面讲演或卖文字收入的钱，都存在这个储蓄户头，作为小儿子求学的费用”。在一般意义上，穷困也许意味着无能，意味着耻辱，但在胡适身上，这种穷困却是一种无穷的动力。
从1938年到1939年是胡适经济上最为困难的时候。使馆要正常运转，但又一下子领不到经费;生病住院一下子又花掉了他大半年的薪俸;家里需要补贴;孩子上学需要交费。一笔笔大花销逼得胡适不得不去借债。一时间，债台高筑，为了偿还债务、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胡适用了许多办法。首先是多方暗示妻子，在家要一切从简。他在1939年9月21日和1941年4月10日两次给妻子写信，都间接地透露出了家用开支太大的问题，并暗示她尽量减少家用，以缓困境。其次是尽量压缩自己的个人开支。众所周知，胡适一度嗜好烟茶。在家书中，他曾多次要妻子寄茶叶到美国，多时达40斤，少时亦有10余瓶，但是为了节省，不喝太贵的茶叶。他曾在信中对江冬秀说：“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到美国后，一方面由于病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节省支出，胡适也一度把烟戒掉。第三是设法降低往来汇寄费用。1935年6月25日，胡适写信给妻子，让她把北平的部分书运到美国。为了节省运费，并告诫要用Freight方式装运，因为这样“运费不至太贵”。至于从美国给妻子买东西，则都是请人顺便捎回，以减免汇寄费用。在寄钱问题上，胡适更是下了一番脑筋，思考如何降低寄费。先是通过“中基会”汇转，后又寄美元回国。但这两种方法成本都比较高，于是又改为请人捎带回国。第四，尽量买便宜、实用的物件给妻子。胡适给妻子买过的东西有西洋参和袜子等。西洋参只寄过两次，多数寄的是袜子。袜子既实用又便宜。
总之，从个人经济的角度来说，胡适在美生涯是艰辛而又苦涩的。他没有把这个在别人看来是肥缺的职位当作敛财的机会，而是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地自己解决经济困难。这种选择虽然苦涩，但胡适的人格却因此而更加具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