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
一个重大疑问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
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
《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
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
郑观应浮出水面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
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应召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
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
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
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
郑观应《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罂粟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
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
陆皓东是牵线人
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
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
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
陆皓东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罂粟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
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
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
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
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
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
郑观应销毁证据
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
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
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罂粟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
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
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
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
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
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