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四大家族这个词是陈伯达发明的(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陈伯达 《四大家族》)
我感兴趣的是1949年后宋子文究竟在国外有多少钱，这些钱相比他的地位，相比中国其他富豪，是多还是少。
根据《先锋国家历史》杂志记载：“1971年4月，77岁的宋子文来旧金山看望老友。晚宴上，他心情愉悦，颇有食欲，却不幸因一小块食物鲠在气管，而溘然辞世。
很快，消息传到了纽约——二十年来宋子文寓居的地方。纽约州政府着实一振，抛开人道上的悲悯之外，负责清算房产税、遗产税的政府税务部门，一想到那些关于这位逝者巨额财富的传说，他们更不由得生出一些不太合时宜的兴奋。
于是，纽约州政府的税务官员们，内心已然期待着令人震惊的结果，对宋子文的经济状况着手展开了调查，然而，事实却令人大失所望。在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遗产分割执行书中，我们看到了那次调查的结果。那是一些对于这位传说中的“世界首富”有些反讽、近似玩笑的信息：宋子文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一说其财产总值为10485729.47美元)。这样的财产在遍地富豪的纽约简直不值一提。”
也就是说宋子文在1971年死时，现金大约100万美元 不动产价值7、800万美元，合计财产900——1000万美元。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宋子文隐匿了财产，可在没有新材料出来之前，争论有无隐匿财产毫无意义。
好吧，就算50年代宋子文就有价值约900万美元的财产，那么这笔钱多吗？其实不多，我们不比外国富豪，就比在新中国下的上海富豪。
根据中共副部级近代史专家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的一段小故事记载：[周恩来总理在修改审定中共中央一份电报时，增写一段话，批评武汉市“打击大工商业户面过大，而且工比商大”的偏向，要他们“仔细加以检查”。他在报告毛泽东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将一批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定为守法户，并在政务会议上举一位大工商业家为例说：“他对国家的负担有一千亿，(引者注：指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违法虽然不小，但与一千亿比起来，那是很小的。”“我们办事要公道。”]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上海有富豪在经历了金圆券风波，经历了国民党压迫民族资本家后仍然拥有大约新人民币1000万的资产。
而为了对比50年代900万美元与1000万人民币购买力，我很粗糙的用50、60年代黄金兑换价格来比较。按照非常粗糙的算法，宋子文900万美元大约等于1600多万新人民币。
结论就是宋子文相比当时中国富豪，并不算特别有钱，但要说他贪污了多少，恐怕并不见得。相比他在民国担任的一系列位高权重的职务，我个人以为宋子文的操守还算可以，财产积累过程中有利用政策便利，钻政策空子的可能，但说到贪污，还真说不上。
备注：请注意，宋子文900万财产是1971年他去世时美国纽约税务部门统计结果，其中不动产占大部分，现金仅100万。所以，现在其实是不清楚他50年代究竟有多少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