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传了百余年，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但是，当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领正白旗，参决军国大事，并娶了庄妃的妹妹为妻。
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不过，多尔衮还是清醒的，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
但是，当年帝位之争造成的矛盾在压抑多年后终于爆发了。多尔衮当政时，威信自专，对待政敌豪格不公，于顺治五年(1648)将其迫害致死，对当初反对过自己的两黄旗大臣打击压制，致使一些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却只能忍气吞声。现在多尔衮一死，他们翻身的机会就来了。顺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刚刚亲政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归宗(多尔衮无子，抚其弟多铎子多尔博为嗣)，更有甚者，还将多尔衮陵墓平毁，鞭尸示众，并砍掉脑袋。短短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有了天壤之别。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这一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说显然难以成立了。如果孝庄确实曾下嫁多尔衮为妻，无论是与多尔衮两情相悦而自愿下嫁，抑或是出于笼络多尔衮以保护顺治而勉强委身，都难以出现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结局，因为批倒批臭多尔衮，对于孝庄和顺治母子的名誉尊严都大有损害，相反，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才是孝庄和顺治有利的选择。
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1645)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持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太后下嫁之说流传很广，但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于是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我们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员告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总之，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流传虽广，却无任何的证据。但是作为人们的茶余谈资，或是文学作品的绝佳素材，它还会一直流传下去。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即使贵为国母皇太后，也不免为流言非议。孝庄九泉有知，她会做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