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多。
其中不乏如越南华侨“芽菜祥”一样的感人事迹。被人称作“芽菜祥”的小菜贩黄景南将卖菜所得的3000元捐出，支持镇南关起义;而越南原西贡的华侨挑水工人关唐，每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分钱，但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把半生的积蓄3000元全部捐献出来。
这一切在今天似乎让人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让华侨为了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捐出血汗钱，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放弃在海外条件尚可的生活，争相要求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采访在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袁丁的办公室进行。袁丁对东南亚、美洲等地的华侨华人史研究甚深。对华侨透露出的炽热情感，他的解读简单明晰，这就是“理想”和“革命信仰”。“海外华侨坚信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政府能给他们作为国民应有的回馈，从南京临时政府对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遇害事件所表现出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华侨要给孙中山寄“家用”
华侨的资金资助给予革命党人源源不绝的动力。而事实上，华侨不仅资助军费，还资助孙中山的生活，帮他“给家用”，免其后顾之忧。
“先生其专心为前途努力，切勿断断以内顾是忧为幸”，南洋怡保革命党人李孝章致函孙中山，希望为天下事走万里路的他，不要为维持家费而烦恼。李孝章提议自己独力接济孙中山的家用，“由弟处先行拨出款项，按月照缴百元为愈”。
在袁丁看来，李孝章写信的时间是1911年9月9日，这是在革命最低落之时。
关心孙中山的日常起居生活的，还有一位被众人遗忘的华侨红颜陈粹芬。辛亥武昌起义前孙中山蛰居在日本期间，她以妻子的名分掩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其联络接洽、传递情报。民国建立后，她却单身赴马来亚庇能定居，不领受历史功名。
“从购买枪支弹药、提供办报经费、资助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经费到照顾孙中山的家用，海外华人一直给予孙中山革命事业源源不断地支持。否则像孙中山这样毫无收入来源的职业革命家，根本无法展开活动。”袁丁表示，粗略估算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
除了物资方面的援助，华侨甚至自行筹建队伍，返国支援南京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1912年2月14日，《公报》登载了一封《杜受之致孙中山电》：“大总统鉴：受之由星回粤，拟编华侨义勇队一标，赴南京供驱策。请电粤督给地编练，俾得异日北上。华侨杜受之叩。”
袁丁分析，海外华侨，他们中有不少被统治者歧视和压迫，大多怀念故土，热爱祖国。孙中山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就以生命去诠释了这种由心而发的革命信仰。
泗水华侨遇害一日两函求助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成立后，大多数海外华人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分子。正因如此，在人身安全和政治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南京临时政府救其于水火。
1912年初，一大批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遇害的信函被寄送到孙中山处。
事情要从这一年的2月19日讲起。为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喜气洋洋地走上了街头。但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3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并将华侨书报社封闭。
消息传至国内，群众愤怒声援。
翻看目前所掌握的电函，华侨最早的一封求助信发于1912年2月23日，由海外国民协会本部最早向袁世凯、孙中山通告此事：“民国初成，岂容藐视，请严重交涉，以尊国权。”此后从2月23日到3月28日，上海国民协会、华侨联合会几乎一日两函，不停通报泗水的最新情况，敦促临时政府及时解救。
袁丁分析，这批当时拥有荷属印尼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华侨，竟用“严重交涉，以尊国权”之语描述自身处境，足见事态严重。“当时，国际舆论也对当地政府的野蛮行动纷纷谴责，全世界人民都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举措高度瞩目，希望它解救伤残交涉事端，宣誓国权回应民意。”
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
袁丁评价此事件：“相比起清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这是临时政府一次重要的外交胜利。清朝的移民出国难，归国亦不易，故华侨犹如弃民，完全失去了祖国的保护。而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表明了政府捍卫民众权益的坚定立场，也让国内外民众体会到了政府护民之心意，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