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蔡元培很简单，大量的资料摆在这里，只要精心择选材料，写一篇文章不难;写蔡元培很难，千百篇文章摆着这里，如何写出些新意，这是个难题。
至少，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谈论蔡元培，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蔡元培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理念，一种象征;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围乃至教育界，蔡元培对于我们又显得如此陌生，如此模糊。两个层面的蔡元培，背向而行。
时贤谈论蔡元培，多把目光聚集在其教育家的身份上。当然有理，世界上和北大水平相当甚至超过北大的学校为数不少，但是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北大一样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此息息相关。以一所学校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之影响，连耶鲁、哈佛、剑桥等大学都不能相比。能够成功地塑造这样一所学校，不是教育家，是什么？
但是，众人在谈论蔡元培的教育成就之时，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作为教育家的基础。追忆蔡先生，纪念蔡先生，首先要还原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士——这是晚清危局中蔡元培的身份，也是蔡元培的底色，之后虽经德国游学而未改变。同情维新——则是蔡元培的政治起点。
蔡元培之成为教育家早有夙缘：光绪二十年晋阶翰林，在世俗看来是通往锦绣前程的天梯，而对于蔡元培来讲则是他告别仕途的月台。在北京愈久，蔡元培就愈感觉到大清王朝没有希望，随着往昔热心维新的朋友风流云散，蔡元培对于维新的同情转为失望。1898年9月，蔡元培结束了四年半无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乡绍兴，绝意于官场。回乡后，蔡元培投身的第一个领域便是教育。当时，蔡元培的故交徐树兰刚刚创办中西学校不久，蔡一回乡，便被故交延请为校长。中西学堂在当时是一所颇为新潮的学校，与北大渊源也甚为深厚：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季烈就是当时中西学堂的学生。不过，徐之所以延请蔡元培，除了故交这一因素之外，蔡元培的翰林身份也相当重要。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西学堂虽然是一所新潮学校，其中的新旧之争却很强烈。蔡元培就是因为在新旧之争中支持新派而和徐树新发生矛盾愤而辞职。旧翰林却是新风潮的代表人物，徐树新选择蔡元培算是看走了眼，但是对于蔡元培来说，却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教育之路。之后的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特班总教习;1902年，又和同仁一道筹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并担任会长和校长之职。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领域，当时革命风潮四起，蔡元培也脱下儒衣，摇身一变而成为老牌革命党。我以为，老牌革命党的资历，是蔡元培之后能够对北大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0年初，蔡元培辞去中西学堂校长时，革命之志已经显露，他在给徐树新的辞职信中写道：“元培而有权力如张之洞焉，则将兴晋阳之甲矣”。看一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履历，就能明白，民国初年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当时政局中的资历：1902年，35岁的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但是当时时局震荡，教育会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始终没有很好地开展，却成为国内最早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团体;之后这位前清翰林还参加了暗杀团，并且研制炸药，希望以暗杀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4年，在上海与黄兴、陶成章一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2年2月18日，作为孙中山的特派专使，偕同唐绍仪赴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民国总统职位，而当时，汪精卫、宋教仁、王正廷等之后在民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则仅仅是使团成员。
以蔡元培的资历担纲北大，从政治上来讲是失意的。不过以我看来，投身教育比跻身政界反倒是更加符合蔡先生的才情，而有了政治资历垫底，让蔡先生在北大的一系列措施得以顺利进行(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蔡元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改革，其动作幅度之大，推进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且大都“一步到位”)，而也正因为蔡元培的政治威望，使得北大这所大学与当时中国政局息息相关。谈论教育家蔡元培，不谈及他政治家的身份，其塑造北大、改造教育看起来就像是无源之水般的奇迹。在政治家身份的基础上来谈论蔡元培，便会明白，牛刀杀鸡，比水到渠成还要来的简单。
1917年初的一天，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了北京大学，向在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资深的革命党要员深深懂得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不过，若没有蔡元培那样的政治资历，大概没有哪个校长敢如此放言。
如蔡元培一般才情的或许不乏其人，如蔡元培一样具有政治资历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二者能够如此在一个人身上完美结合，蔡元培一人而已。
当今大学问题重重，时贤总冀希望于当今的大学校长学习蔡元培，在笔者看来难以哉。难就难在蔡元培学不了也不能学。也不能说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没有为中国现代学术开拓的努力，但有些校长是有心无力的。
我们不能再沾沾自喜地以出过蔡先生为荣，也不必痛心疾首地号召现在的大学校长一致向蔡先生学习。在民国初年那个一切制度正在蹒跚起步的年代，蔡先生以其独特的才情和政治资历改造和奠定了今日的北大，其他的大学校长也并非对蔡先生亦步亦趋，但是他们都知道用心体会蔡先生的教育理念，当时大学风格面貌各异，但是校长们的理念则息息相关。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学面貌千篇一律，校长们各有想法却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之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出了错，而是没有教育思想)。
蔡先生是教育官，这点与当下教育环境中的大学校长以及教育官员并无不同，不同的是蔡先生还是教育家，具有情怀的教育家。今天纪念蔡先生，不需要赞美，多一分了解和同情便足够了。而北大，则需要扪心自问：对于蔡先生奠定的北大的品格，我们现在还存留多少？毕竟，我们不能总是说，蔡先生时期的北大如何如何。总说我祖上如何如何荣光，那是没落户的子弟最喜欢干的事，抱着对北大的热爱之心，我不愿作如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