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蒋介石的“三化”为行动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场“改造国民生活形态以及行为模式”的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所谓“生活艺术化”，是以“艺术”(包括中国古代的“六艺”)为国民生活准绳，达到“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活生产化”，是以“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为非礼，不劳而获为可耻”的教育，达到“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之目的。至于“生活军事化”，则正如蒋介石所说：“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他还说，“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可以与敌人拚命”……也是生活军事化的内容。
为了掀起这样一场运动，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讲中说：革命就是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或主义，用人的力量彻底改进每一个人以至整个国家的生活形态。“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他强调：“新生活运动”既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国国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够彻底改进的一种社会教育运动。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总干事，并设立调查、设计、推行等三个部门。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作出决议，要求有关部门共同拟定这个运动的推行办法，希望用党和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广这个运动。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立刻引起舆论的议论。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载文指出：“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与吾人有同感矣。”
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尽管蒋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并能身体力行的人，我们也看到南昌印出来的《新生活须知》小册子，所开96条(规矩54项，清洁42项)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根据我们最近的观察，却不能不“感觉一点过虑”，故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新生活须知》中所列内容，“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做到其中规定的所谓“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之类，不过是学会了一个做人的本分。这就好像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强调过分，“那是会遗笑于世的”。
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进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夸应付的恶习也会由此而生。
第三，“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同年9月，著名学者吴泽霖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中国的文化确有种种的特长，惟与西方各国来周旋，那根本无法可以抵抗他们的强力。所以民族复兴的文化条件，并不在什么保存国粹，而在怎样吸收一种文化使我们能抵抗他们的武力和经济侵略。”这显然是对胡适批评的一个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