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的历史，放到今天来说，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不过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鉴真大和尚跟唐朝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佛学大师玄奘一样，都是“违法犯罪分子”——唐朝是不允许大唐子民擅自走出国门到邻国串门子的，换而言之，鉴真的东渡其实是“偷渡”，还一“偷”就是六次。
当然，与今天的偷渡犯们不同，鉴真大师的“偷渡”可谓“偷”出了水平，“偷”出了风采，“偷”出了日本后一千年灿烂的文化史。鉴真“偷渡”带走的，是盛唐文化之海溅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将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发出了钻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经浩瀚的大海本身，却已干涸无迹了。
从发达国家“偷渡”到邻邦小国
我们的故事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扬州开始说起。这年夏天，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造访了扬州城内最大的寺庙大明寺。恳请该寺方丈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
根据历史记载，当荣睿和普照提出这个要求时，大明寺数百名僧众“默然无应”——估计是被两位外国和尚的脑洞大开惊呆了。
要想了解这个请求有多么大胆，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境。
从时间角度讲，天宝元年的中国正处在盛世巅峰之上，唐玄宗在天宝之前所用年号，是大名鼎鼎的“开元”。换言之，天宝元年的中国仍在盛世的轨道上行进着，离让国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还有十四年的盛世荣华。
从空间角度说，当时扬州是整个帝国东南部的第一大都会。在公元八世纪，这个城市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商贸都市。
而从鉴真本人来说，天宝元年时，鉴真五十五岁，有四万信徒、近千弟子，所谓“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相当于称雄东南的一代学术界泰斗，已然功成名就，属于逢年过节要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慰问的那一种。
更不靠谱的是，当时唐朝严禁本国老百姓出国——唐朝虽然号称开放，但依然没有跳脱中原王朝的重农思维。外国人来做生意、朝贡欢迎，但本国人外出属于劳动力流失，严加禁止。比鉴真早几十年，有个玄奘法师曾经去了趟天竺，也是没跟政府打招呼自己偷跑过去(所以西游记里御弟、通关文牒啥的都是子虚乌有，唐朝根本不提供这项服务)。
综合上述背景，荣睿和普照的这个提议，大体相当于要求美国哈佛某著名教授到索马里支援科学建设，路费自理，手续没有，一路艰险，还很可能一去不回。
这么奇葩的请求，当然不可能有人答应——除非那个人有着惊人的信念。但谁也没想到，在众弟子的一片冷场中，只听大师清了清嗓子，当即应承下来。
外来的和尚好“整风”
其实，延请高僧去日本，是圣武天皇行前布置给荣睿和普照两人的政治任务。在正式拜访鉴真之前，俩人已经在中国观察、物色好几年了。
请个和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其实，当时日本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公元六世纪从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只有个理论和形式都很幼稚的神道教。佛教传入后立刻在上层引起了轰动。推古朝以后，日本政府规定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免税。这么一号召，日本老百姓恨不得立刻全都出家。原因是就在同一时期，日本开始学习中国，以班田收授法向农民征税。于是，出家就成了最受欢迎的避税手段，甭管是不是真心向佛，都把头一剃当起和尚来。佛家队伍壮大了，风气却越来越坏，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娶妻生子，与其说是和尚，倒不如说更像混黑社会的“光头党”。
面对如此情景，日本朝廷也无甚良法。公然灭佛显然是打自己的脸，不能干，而整肃纪律也不容易。佛教戒律是修行者自己给自己制定，像吃素这种戒条只有汉传佛教才有。眼见着赋税越来越少、光头党越混越多，天皇这才痛下决心，要从中国请个精通戒律的狠和尚来，好好整肃一下僧众纪律，把滥竽充数者赶回家种地交租。鉴真所修习的律宗恰好以持戒甚严著称，所以荣睿和普照才认定鉴真正是他们想引进的人才。
日本这个动机从他们记载鉴真行迹的典籍《唐大和尚东征传》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东征”，并不是说鉴真率领着一票唐军打到日本去了，这里的“征”有“正”之意，是说鉴真的到来让风气为之一正。这么一说，鉴真东渡对日本来说跟今天的“中央巡视组”有一拼，是到日本“整风”去了。
鉴真的奇幻漂流
鉴真的信念很坚定，但困难也很大。事实上，在鉴真决定东渡日本后，他率领的一行人先后五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倒不是唐朝这边管得严，而是各种意外事件。
第一次是因为内讧：鉴真一位弟子道航取笑师弟如海说，你学问不够，去了日本也教不了人家啥。如海心眼小，就去官府告发了师父一行，于是第一次尝试就黄了。
从第一次东渡失败的过程不难看出，在唐朝，“不许偷渡”这条法令其实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鉴真如果跟玄奘一样，出发时名不见经传，兴许一次就走成了，但由于鉴真是个名人，有点小动作总有人告发，所以这种半吊子监督后来又挡住了鉴真的两次东渡打算。所谓鉴真六次东渡，真正成行的只有三次，不过，即便真正出了海，也不能保证你就能到日本。当时航海技术不行，风暴一来，船能去哪儿基本上就全凭感觉走了。鉴真两次出海遇到风暴，上演“奇幻漂流”。在第二次和第五次东渡中，鉴真一次漂到了宁波，另一次漂到了海南岛。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当年跟着鉴真的弟子们走的走、死的死，连当初邀请鉴真东渡的两位日本僧人都先后离去，鉴真自己也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失明了。然而，遭受如此蹉跎的鉴真却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铁了心和此事耗上了。
另一方面，鉴真先后五次“偷渡”，终于惊动了唐朝中央政府，日本一看暗着挖墙脚不行，干脆直接向唐朝要人。大唐王朝倒也开明，表示此事好说。运作此事的是我们的老熟人，“海龟”吉备真备和他留在中国的亲密战友晁衡。然而，就在鉴真即将成行之际，事情又节外生枝——唐玄宗那边突然不放人了。
唐玄宗李隆基一看日本要传佛法，当即表示可以买一送一，把自己很崇尚的道教也传到日本去。他哪里知道日本已经被一个佛教折腾得连租税都快收不上来了，所以当日本拒绝这项提议时，唐玄宗大惑不解，进而恼羞成怒，决定教训一下日本，点名不让鉴真走了。
不过，唐玄宗旨意下来时，鉴真那边已经快登船了。所以在吉备真备的包庇下，鉴真第六次“偷渡”终于成功。
鉴真带给日本的“文化大跃进”
鉴真到达日本之后的历史，见诸日本史料之中。在日本人笔下，这位大和尚简直是半仙式的存在。
据记载，从难波到奈良京的路上，鉴真的脚基本上就没沾过地上的泥——蜂拥而来的日本信众几乎将鉴真抬着迎入了奈良京。未入京城，亲王、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及以下百余名官员就已在路边迎候，当时在位的孝谦天皇和已然退位的圣武上皇则在皇宫内设宴迎接。而鉴真本人更是出场就展现“神迹”，当时日本最为崇佛的光明皇太后病重，日本国内名医久治不愈，鉴真到场后，只用一帖药就治好了皇太后的病。
当然，有一点怀疑精神的人不难看出，这是日本人在有意造神。这也难怪，天皇请鉴真来日本，本就是让他来“整风”的。不搞点“鉴真崇拜”怎么行。果然，鉴真到后没几个月，天皇就下圣旨：“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指鉴真)。”将日本国内佛教僧众的“审批权”全权委托给了鉴真。在鉴真的帮助下，一度放浪形骸的日本佛教总算又规矩点了。
不过，如果非说鉴真的到来让日本佛教面貌焕然一新，其实我是存疑的，证据是日本和尚从那以后依然保留着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的习惯，直到现在。事实上，鉴真给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其实是一次文化大跃进。跟随鉴真而去的工匠提升了日本的建筑、雕刻等工艺，唐招提寺就是在这些人的设计监督下建造的，直到今天，它仍然耸立在奈良城内，被誉为整个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医学方面，医学修养极高的鉴真将带去的医术集结成书《鉴上人秘方》，这本医书一直被日本人用到明治维新西医传入以前。在书法上，鉴真还带去了数十卷中国书法名家的真迹，其中王羲之的《丧乱帖》被作为见面礼献给了日本天皇，至今仍被收藏于日本皇居，是日本皇居的镇馆之宝。
尤其应该被吃货们铭记的是，鉴真大师的这趟折腾，为后世留下了日本豆腐、纳豆、黑糖球等一大堆神奇的食品。读到这里你很可能会说，带走这么多好东西，鉴真不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文化间谍了吗？其实不然，鉴真当年所带走的东西，与盛唐所拥有的巨大文化财富相比，注定只是九牛一毛。鉴真东渡，是盛唐文化之海在不经意间溅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将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让这粒水滴发出了钻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经浩瀚的大海本身，却早已干涸无迹了。
鉴真离开唐朝的那一年，是公元753年。两年后，震天响的渔阳鼙鼓打碎了唐人的盛世，中国人失去了曾经最辉煌的巅峰时代。鉴真离开在大唐国运的转折点上，他带走并让日本代为保存的，是整个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气魄与度量。就为这个，我们也该同日本一起感谢这位矢志不渝的高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