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蒋介石这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瞠目结舌，对派驻中国的苏军顾问没能了解、制止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更是愤怒，他电令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查明此事。那么，苏军顾问团为何被蒙在鼓里呢？
1.苏军顾问气煞崔可夫
崔可夫少将(后为苏联元帅)1940年秋来到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斯大林给他布置的任务除了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求他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谁知一上来却发生了这么棘手的事情。
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愤然致电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
重压之下的崔可夫立刻联系派驻顾祝同(皖南事变的肇事者，时任第三战区司令)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情况，没料到这两人比他还糊涂，竟问：“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
崔可夫
两名顾问如此糊涂，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作为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对本国顾问还是放心的，对于第三战区的这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他也很信任，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两位老兄在关键时候竟然形同虚设。
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经验的苏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忠诚。以舒金上校为例，他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还和日军交过手。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7月底爆发，1938年8月13日结束，苏联方面称其为喀山湖战斗)，战功卓著，还得过军功章，虽然性格豪放粗犷，喜欢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细，工作自有一套。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受过集中培训，深知中国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来重庆后，也与他们交流过，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所有苏联顾问都非常明白，他们来中国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也是为了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那样的话，日本空军甚至可从容轰炸苏联苦心经营了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联要把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奇勋的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派到中国对抗日本。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两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顾祝同
2.被顾祝同蒙在鼓里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在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蒙蔽。以顾祝同为中心，上至蒋介石，下至各个师长、团长，都对以前的死对头——共产党军队怀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地，国民党军曾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但是都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所以，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
另外，当时国民党想把中共军队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区，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北陈毅部还与国民党军的韩德勤部发生了猛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顾祝同等人想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国民党为此决心不惜武力驱除、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恰逢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在撤退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更是个好机会。
对此凶险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却毫不知情。他俩带着电台技术员两名，炮兵、工兵、通讯兵顾问各一名，被顾祝同别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现在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内的舒适宅子里，这儿花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却不易于和外界联系。顾祝同还借保护之名派了一个班的卫兵进行监视。虽然两名顾问每周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提出很多建议，与总部参谋、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们两人身为顾问，在很多方面却得不到准确消息。
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这样说：“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探子，若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两个顾问也很想多了解些情况，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加上和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所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另外，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项规定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按照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约定，苏联军事顾问不能直接联络中国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由阎锡山、朱德领导)就因有八路军而未设苏联顾问，因此日里耶波夫和舒金一时也没有多少办法。
3.共产党情报员送信被活埋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总部做顾问工作，按照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要定期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和自己的电报人员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而且电文内容和密码严格保密，第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此时为暗算皖南新四军，战斗力较强的第三战区的三十二集团军被调入皖南山区部署，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为了保密，煞费苦心。他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长出面应付，甚至送给舒金作参考的军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而翻译也拿着假部署图胡乱解释一通。在第三战区总部，顾祝同等人也对日里耶波夫严加保密，随行翻译也跟着胡说一通，把日里耶波夫“伺候”得很舒服。
作为有经验的军人，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性。从假的部署图上，舒金隐隐觉得问题不太对劲，他曾对三十二集团军部署的变动一再提出疑问。为了稳住这两人，国民党于是派当地行政、军界要员，甚至当地的工商会长和中央日报社驻屯溪特派员等人天天盛宴款待两名顾问及随行人员，声称他们“指导国军抗战，劳苦功高”。美酒佳肴，日日不断，国民党甚至找来数名漂亮女子陪酒伴舞。在这种特殊“礼遇”下，两名苏军顾问放松了警惕，被“友谊”的气氛和美酒的醇香麻痹了。
而此时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对皖南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有所警觉，怀疑顾祝同要出兵袭击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为此曾先后密派两名情报员去泾县茂林(今安徽省泾县茂林镇)向新四军军部通风报信，但在半途即被军统特工逮捕，惨遭活埋。
在屯溪东南救国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也曾想通过这两名苏军顾问的电台，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紧急报警。但是苏军顾问有国民党的军人看守，附近还有军统的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一直没能联系上。
情况如此迫切，被蒙在鼓里的两个苏军顾问还电告重庆的苏军顾问团“情况正常”，甚至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十余天，这两人居然还被蒙在鼓里，依旧电告“情况正常”，这就难怪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