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二十三年(公元1465年---1487年)，可以说是一个“八卦”很多的时代。
论“家庭生活”，朱见深宠爱比他年长十九岁的贵妃万贞儿，放任万贞儿把持后宫，逼众多妃子堕胎。间接造成了他的儿子朱祐憆的艰辛童年。
论“业余爱好”，朱见深酷爱修道炼丹，甚至在后期一度不理国事，他所宠爱的“传奉官”们，尽是些装神弄鬼的巫师神汉，不但诓骗国家钱财，更借他旗号横行霸道。
论“选贤任能”，他宠信宦官，开设西厂，制造冤案，心腹太监汪直被后人骂做“明朝四大祸国权阉之一”。内阁大臣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六部堂官被讽刺为“泥塑六尚书”。论“工作成绩”，国家内外交困，赋税递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边关烽火连年，朝政乌烟瘴气。“八卦”如此之多，自然难称圣君。
但说起这个时代，许多后世史家却有一个独特的评价---主昏于上，臣奋于下。细数成化朝时代的文臣武将们，便知此言不虚。武将方面，平定大藤峡叛乱的韩雍，平定荆襄流民起义的项忠，两战河套重创鞑靼的王越，苦心经营边防，营造延绥一带长城的余子俊，皆当世不世出之名将。阁臣方面，早期的内阁大学士李贤，陈文，彭时，后期的商辂，均是颇具宰辅之才的能臣。
六部的堂官里，吏部尚书王翱是名垂青史的清官，户部尚书李敏以善于理财闻名天下，兵部尚书马文升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刑部尚书林聪以铁面无私著称，工部尚书王复号称“机巧天下”，是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工程水利专家。礼部尚书邹骭博学多才，史载“通晓历朝仪典”。
宦官们虽说“乱政”，却也有怀恩，陈准，萧敬这样“公忠体国”的“好公公”。地方官里的王恕，林俊，刘大夏，也皆造福一方。甚至就连被看做“无用小人”的“传奉官”中，也出了剻祥(天安门的设计者)这样名垂青史的能工巧匠。“奋于下”的臣子们，若编一个花名册，可谓是群英荟萃。与“昏于上”的成化皇帝朱见深对比鲜明，构成这个奇特的时代。
这个奇特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还是让我们从“昏于上”的朱见深说起。
成化皇帝朱见深，这位历代史家素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昏于上”的帝王，在他即位的早期，却一度被看做“圣君”。
那时候他刚接下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天顺八年(1465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五天以后，广西大藤峡叛乱的消息就送到京师，这场被瞒报了数月的叛乱，此时已经席卷整个广西省，并蔓延到广东雷州，新江，阳江等地区。可谓是“当头一棒”。
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月后，从天顺七年开始持续发生暴乱的荆襄地区，三月初五在湖北房县正式爆发了明王朝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流民起义，参与人数多达五万多人，并以白莲教为“精神旗帜”，建立“汉王政权”，改年号为“德胜”。
于此同时，以河套为根据地的蒙古鞑靼部落，在数月间对明朝北部边陲发动了大小三十多次侵扰。弱冠登基，即面临内外举步维艰的局面。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沉默寡言且说话有些口吃的年轻皇帝勇敢的迎难而上。
国家大事上，他信任李贤等能臣，妥善调动兵马，启用韩雍，白圭，项忠等能将剿灭叛乱。同时对父亲朱祁镇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了叔叔朱祁钰在位时的“年号”，为遭冤杀的于谦平反，重新启用被贬官甘肃的名将郭登，整顿团营，加强国防力量。
更“从谏如流”，鼓励臣下大胆进言，罢免天顺朝时代4000多名借“复辟”获得权位的昏官庸官，“勤政”方面更是兢兢业业，但凡是启用的大臣，皆推心置腹，信任有加。
正因如此，虽几经反复，大藤峡和荆襄流民叛乱相继被平定，盘踞河套草原的鞑靼部落也一度被逐出，明王朝在湖广一带正式建府，设立衙门开垦土地，既增加国家税收又缓解流民问题。起初内外交困的“困难期”，终于平安度过。
但渐渐的朱见深却“三分钟热度”，反而屡屡作出令朝臣深感不可思议的事情，先是天顺八年(1466年)一月，没收了天顺朝时代罪臣的土地后，即开设“皇庄”，虽然御史齐庄等人上奏章批评这是“与民争利”，但“皇庄”这个为明朝土地兼并起到“带头”作用的机构，从此开始了膨胀。
接着几天后，提升思礼监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大臣，“传奉官”之祸即由此开始。
八月二十二日，仅因新册立的吴皇后责打了万贵妃，竟一怒之下将吴皇后废黜，连带着将支持吴皇后的托孤太监牛玉等人流放，造成政坛地震。这之后，随着大明朝政局的日益平稳，朱见深开始荒废国事，沉迷于修道，炼丹，念经等“宗教事务”，更大兴土木兴建各类道观寺庙，耗费国家钱财无数。万贵妃把持后宫，且与万安，刘吉等大臣勾结，排斥异己。
如僧人继晓，道士李孜省等“传奉官”窃据官位，仰仗朱见深的信任横行霸道。太监汪直专权，设立西厂，不但监视百官，更制造冤案，多次草菅人命。大批太监受命外出“采办”，大肆勒索地方敲诈百姓，导致民不聊生。
而随着李贤，彭时等内阁重臣的去世，如万安，刘吉等尸位素餐的昏官入主内阁，在朱见深“怠工”的情况下，出现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景象。国家大局，在经过短暂的“勃兴”后，重又江河日下。
当然，在这个“转变”里，朱见深也同样保持了一些“美德”，比如他的“宽容”，做太子的时候就很宽容，朱祁镇复辟后，因深恨弟弟朱祁钰八年来对自己的“迫害”，一度想让朱祁钰的遗孀汪氏殉葬。还是太子的朱见深却苦苦哀求，终保下了婶婶的性命。
后来即位登基后，在位二十三年，许多忠直大臣都曾犯言直谏，直斥朝政乃至朱见深本人的种种弊病，无论措辞多么“难听”，朱见深却大多能忍受，更未因此杀害过一个大臣。虽然他也从不接受意见，却全无朱元璋，朱棣等人的残暴。
他的专情更为人所称道，对年长他十九岁，早在太子时代就与他相依为命的万贵妃，一生宠爱有加，即使在万贵妃年老色衰后也不离不弃，可称是“模范丈夫”。
但透过这些“宽容”“专情”再往深里看，大藤峡叛乱以及荆襄起义的奏报送到京城时，朱见深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龙颜大怒，相反却是当着满朝文武，重重的“唉”了一声。
太监梁芳趁替朱见深管账时中饱私囊，后被朱见深发觉却百般狡辩，朱见深气愤异常，却还是跺跺脚愤然离开，并未对梁芳有任何“治罪”。甚至在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询问他为什么宠爱年长自己十九岁的万贵妃时，朱见深的回答却是：“有她在身边，我就觉得心里安宁。”(彼抚慰，吾心安)
此情此景，也恰恰印证了明史学家孟森的评语——“明宪宗一生都是一个怯懦的人，无论面对朝政还是面对宫廷，无论是他对待直臣的“宽容”态度，还是他在位时期的怠政，以及他对于万贵妃和诸太监的放纵，都印证了他性格中最重要的品质：怯懦。”
恰恰是在明宪宗的这种“怯懦”下，万贵妃在后宫气焰熏天，刘吉，万安，刘诩，彭华等阁老们“行政不作为”，六部堂官们得过且过，汪直，尚铭，梁芳等宦官们权倾朝野，横行无忌。可也恰恰是明宪宗的“怯懦”，诸多直臣敢于上表抨击，留下千古直名，地方能臣们同样放开手脚，做出一番事业。
因此，有了成化朝“主昏于上，臣奋于下”的结局。渐渐积弊重重的明王朝，也正由于“臣奋于下”，终究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