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对于中国辛亥革命，基本没起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十年后，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却一度掀起“俄才热”，中国一部分青年的学习对象，由“东洋之才”向“俄才”转变。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日本是辛亥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在日本的民间、政府都有亲密战友，但是，辛亥革命后，进入北洋政府时期，孙中山却决定“弃日联俄”。
首先，中日政府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清政府时，日本对中国是欺辱排斥态度。两国关系是敌对国。而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对中国虽然欺辱，但并不排斥，而是扶植。北洋政府三系中，有两系(奉、皖)是日本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与日本的亲密接触上，北洋政府已经占得先机。在对待中国各政治派别的关系上，日本对北洋明显比对革命党人亲。尤其在皖系主政北洋政府期间，日本不可能抛弃“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的段祺瑞，而示好孙中山。所以，孙中山不可能再联日革命。
其次，20世纪初叶，“日主中从”的局面让华人看不到“崛起”的希望，中国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开始“另寻出路”。此时，恰好俄国发生了红色革命，引起世界瞩目。其中，当然也吸引了苦无革命“外援”的孙中山。苏俄哪点吸引了孙中山？ 有人认为是“军火和卢布”，然而事实证明：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史料显示，孙中山最欣赏俄国的，是“党务”——即俄共的组织和宣传能力。而这也正是由革命党转为国民党人所严重缺失的。孙中山对“俄共”的组织和宣传之强赞不绝口，认为“党务”最为关键。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
“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
从俄共的迅速壮大和自己革命的教训中，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师法俄人”，“以党治国”。学俄共“组织和宣传”特长，是孙中山“师法俄人”的主动机。而俄共这样的组织，日本是没有的，北一辉的黑龙会，宫崎寅藏的浪人会虽然也叱咤风云，但他们和后来的日本共产党一样，难成大气候。可以说，在孙中山接触的会党中，无论中国日本还是东南亚，没有一个像俄共这样能夺取国家政权的，所以俄共之“组织和宣传”能力不由令中国这位革命先驱眼前一亮。
虽然孙中山毫不掩饰政治上与苏俄的不同，在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榜样是“美”非“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的意义相通，但是，党见与党务是两码事，党见不同，并不影响两党在能力方面的“取长补短”。怎么才能学到俄共“组织和宣传”的特长呢？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用他孙中山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
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掀起“俄才热”的初衷。一言以蔽之，“俄才”有利革命。于是，苏联军事顾问来了，军火来了，卢布也来了，清一色的苏式训练、苏式装备，苏式编制黄埔军校也成立了……最要紧的，是国民党的“党务”有了重大起色，其组织力和宣传力与昔日革命党人已不可同日而语。一边致力“党务”，一边打造黄埔军校北伐军的孙中山，看到了江山一统的希望。受此影响，中国一部分青年的学习对象，也开始了由“东洋之才”向“俄才”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