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而蒋介石对日的政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勉强地举起抗日的大旗，又怕共产党势力强大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响应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对日调停，甚至时断时续暗中与日谈判媾和条件，意图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体面的结束战争，而面对日本苛刻的条件，他使用了惯用的政治手腕，即使不能与日媾和，也要击败国内的政治“对手”。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组建了“别动总队”，在上海潜伏下来，对日军及其卵翼下的汉奸进行所谓的“挖心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在军事委员会的直辖下，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江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为常委兼书记长，主持此项工作。不料，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江浙行动委员会”也就随之而瓦解了。上海成为孤岛后，杜月笙便离沪赴港。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合作”。于是，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地下市政府”，名称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仍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等为常委。尽管杜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既是政治性的，又有经济性的：所谓政治性是指他们除反汪任务而外，还在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搞“秘密交易”;所谓经济性是指他们勾结日方搞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
《大公报》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在1939年3月间，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4月5日，《大公报》重庆版披露了这份骇人听闻的“协定”，《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为此撰写了题为《汪精卫的大阴谋》的社评，在对汪精卫的叛逆行径进行谴责后，发表了两点认识：“①汪精卫的通敌卖国，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他在重庆时即已开始策动。②汪氏的阴谋，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是有相当规模的组织的。”王芸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谈了一点感想：“汪氏的阴谋，既策动如此之久，且有组织的行动，蛛丝马迹，布满沪渝，中央当早有所闻。当汪氏未离重庆之先，疏于防范，已是憾事，‘艳电’发表之后，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大阴谋，宽大优容。语云：‘姑息养奸’，正汪事之谓。这是我们的感想。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应速查明事实，发动国法，各治应待之罪。”这是指责蒋介石对汪精卫过于宽容，以致“姑息养奸”，并敦促国民党对附逆汉奸绳之以法，治之以罪。此外，《大公报》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
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汪精卫的行径，首先触怒了蒋介石。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搞什么“和平运动”，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也挂青天白日旗，也称国民政府。所以，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它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
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汇报。听罢，杜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1939年11月5日，杜自港飞赴重庆，在张群的联络下，他见到蒋介石。蒋面授机宜后，要求他从速返港，一切秘密进行。当时，杜感到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杜又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托杜带去。杜月笙回到香港后，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徐按照杜的指令，把事情办妥，高宗武答应把“密约”交给蒋介石。
那么，高、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据朱子家回忆：“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宣传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带着《要纲》秘密潜入香港。高、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二天就送回来，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露，所以警戒非常严密，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
此时正在香港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串联”，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高、陶在信中，极力解释参与密谈的卖国行径，其中有这样的话，1939年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12月30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湮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胡政之、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要金、徐立即把《要纲》内容抄下来，把原件拍照，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通报此事，安排报道事项。徐铸成作为当事人，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一天下午，他们两位(指胡政之和张季鸾)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张简单地说：‘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铸成，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你看完这密件后，即由诚夫抄录一份，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我们两人，埋头工作了两个小时，总算赶出来了。胡政之又核对了金的抄件，张则细看我写的社评稿，都点了头。张立即揣上密件原稿，坐上汽车，赶去送还给杜月笙。”
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日汪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附录一’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在新国交恢复以前，既成政府经办事项，目前加以继承，如情况许可时，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在事变继续进行中，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在“附录一”中，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为善邻、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因此，规定基本事项如下：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③在长江下游地域，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23日发表题为《附汪者应速悔悟》的社评，24日发表题为《暴露了汪日亡国条件》的社评，30日发表了题为《粉碎汪派“组府”阴谋》的社评。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大公报》香港版率先披露卖国文字后，汪精卫、周佛海等很是恼火，汪在24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极力抵赖，竟说：“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周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周在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周在27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又谓此次高、陶发表文件，于吾辈大有不利，补救之法，在以事实证明其文件之不确。”日人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但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1月22日起到27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惟有长叹而已。”日人影佐祯昭在回忆中写道：高、陶“两人逃出上海，在香港把兴亚院指示的谈判草案原封不动地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
就在《大公报》香港版披露汪精卫的卖国文字前夕，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滋正在香港，他于1月21日也拿到这份文件，立即让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发布日汪密约的消息，2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还做了三栏的标题：《汪逆卖国密约》、《经高宗武陶希圣揭破》、《条件苛刻甚于二十一条》，但并无密约的具体内容。23日，《中央日报》才刊登了这份臭名昭著的密约的全部内容。23日，《大公报》重庆版在《敌汪阴谋全盘暴露》的大标题下，也刊登了《要纲》，因《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事先得到消息，所以他还撰写了题为《汪阴谋的大暴露》的社评，揭露汪逆卖国实质。在23日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蒋介石的《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称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骨子里暗藏着机械利刃”，“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号召中华民国“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同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卖国密约》的社论，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大公报》抢了“独家新闻”，而提供新闻材料的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命运却是耐人寻味的。高宗武此后在香港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高其昌”的化名“官员护照”，得以出洋游历。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寓公”。那时，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从此，他在美国隐姓埋名，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条件。之后，蒋还不断给他美元，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而陶希圣呢？他事后到了重庆，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参与蒋的机密;陶还替蒋撰写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