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一个叫李斯的，眼看秦国业已成为超级大国，就想到秦国去应聘。李斯的老师是荀子，有名的儒者，当时的职务大概相当于齐国的社科院院长。对这个学生的选择，荀子却不以为然。“秦国倒是个强国，”他摇着头说，“可惜一点也不文化。”不过李斯还是去秦国了，或许心想：“秦国缺少文化正好是我的机会。”凭他的一笔好字就能在那儿吃香的、喝辣的。李斯有个同学，从小是个结巴，但文采极佳。他叫韩非，写了一部书叫《韩非子》，被秦始皇看上了。没想到刚到秦国不久就被李斯害死了。
荀子另有一个学生叫张苍，还是一个数学家和科学家。此人也为秦朝服务过，当过御史，但混了一阵就逃跑了。后来参与了汉朝的体制创立和文化复兴，还当过汉朝的丞相。荀子的学生很多，还有一位一直跟着他研习儒家经典的，叫浮丘伯，也称鲍丘或包丘子。浮丘伯跟着荀子从齐国退休后迁往楚国兰陵，而后就留在鲁南一带，“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以上几个人，都知道秦国战胜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但荀子不愿跟那种没有文化的强大和效率发生任何瓜葛;他宁愿退守寂寞，为后人著书立说。
张苍年轻，又是科学家，倘若不做高级公务员，恐怕一点儿也实现不了自我。当秦国是唯一选择时，他只好就去了秦国，不过从他私藏《春秋左氏传》一事来看，大概对秦政难久有所预见，暗自在为取而代之做准备了——而且好像也并没有人通知他这样做。而浮丘伯的生涯选择最为简单，仅收徒传经而已。一旦全国起义，秦法不行，浮丘伯随即继续教书生涯，据说当刘邦垓下取胜后举兵围鲁(即曲阜)时，浮丘伯等鲁中诸儒已在城中讲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以致刘邦感叹不已，遂对鲁采取了招降政策。汉朝建立后，浮丘伯一直在长安讲学。汉儒中的“鲁学”，就是由他开创的。
荀子的弟子中，除了倒霉的韩非之外，只有李斯从不怀疑秦国的强大，一门心思靠为它服务换取功名利禄。相比之下，浮丘伯和张苍这两个人，貌似“患得患失”，论个人修养、社会责任，却要高尚得多。秦国没有能够博得他们的认同，偏偏叫李斯赖着不走，结果成为宫廷政治的牺牲品，先于那两位同学而惨死，并不足为怪。
现代社会的人才，当然比起战国来有广阔得多的选择。但基本规律不会改变：一个组织，如果本身存在邪恶，那么愿意向它靠拢过来的人，一定都是图谋私利;如果本质就是保守，那么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人，也一定都是反对革新。像这样的组织，在它土崩瓦解之前，也只能靠笼络像赵高、李斯那样一批道德低下的马仔来运行。即便有人天真烂漫，被它优厚的招聘条件所诱惑，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吃尽苦头，理想破灭，要么像乐毅一样被挤走，要么像韩非一样被陷害。
同样道理，坚持“清白”、“节义”标准，志向高远的人，在求职应聘的时候，也会反过来考察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么礼，行的是什么道。这就像经典兵法《黄石公三略》讲的：“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所以，别说后来没有人会像燕昭王那样千金买士了，即使有，真正杰出的人才更未必用黄金即可招来。这一点，后世的士大夫算是相信了：昭王当日有高台，陛级原因郭隗开。千载黄金留士价，多年骏骨不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