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复辟大清王朝，恢复没落的封建统治。溥仪把在天津的新居取名静园，意思是并非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天津的7年间，日本从未放松对溥仪的拉拢和控制。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溥仪终于和日本关东军勾结在一起。
1931年9月30日，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邀溥仪到海光寺兵营，让他与板垣征四郎的代表见面，怂恿他“到祖宗发祥之地主持大计”。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前往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关东军又派出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懂几种方言。他熟知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风俗。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片仓衷说土肥原“专爱结交中国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各种情报好像自动地就到了他的手里。他是搜集情报不可缺少的能手，也是日中交往最理想的人才”。
11月3日，土肥原访问了静园，他对溥仪说：“关东军没有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新国家”是“独立自主的，是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日本只是将和这个“新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会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溥仪只盼复辟，追问土肥原说：“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答称：“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临走时，还告诉溥仪不要泄露会晤内容，但天津报纸第二天就披露了土肥原会晤溥仪的消息。对此，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张学铭(张学良的弟弟)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命令，严密看守“静园”，不得放走溥仪，高友唐也带来了国民政府同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的消息。
土肥原认为：“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此后的几天里，溥仪得到消息说，恭亲王溥伟前些时曾由日本人保护祭祀沈阳的“北陵”，又一度传说溥伟要搞“明光帝国”，这些事引起了溥仪的紧张。11月6日，溥仪收到水果篮，里面发现了两枚炸弹。经日本驻军检查，发现“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造的”。这又让溥仪更加恐惧。8日晚，又发生了2000多人参加的“暴动”，这些人竟在日本租界内开枪，“枪炮之声，彻夜未息”。虽然张学铭果断镇压了暴乱，但第二天，日军又发现一名士兵“被中国军队所害”，下令“开炮还击”，并宣布租界“戒严”。随即，日军派一装甲车封锁溥仪寓所，对溥仪加以“保护”。10日晚，土肥原派人把溥仪弄到英租界码头，经白河偷偷开出大沽口，换乘“淡路丸”到达营口，板垣征四郎派人迎接。
1932年2月，日本认为成立伪“满洲国”的条件已经成熟。22日，板垣征四郎就建立“满洲国”事宜向溥仪通报。板垣征四郎称溥仪为“阁下”(以前是“陛下”)，告诉溥仪说：“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但溥仪激烈反对，说绝不能取消大清皇帝这个称谓。
板垣解释说：“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法”。溥仪听到“议会”两个字，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双方争了3个多小时，谁都没有松口。板垣事后找郑孝胥、罗振玉，责令他们传话说：“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是看作敌对状态，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答复。”郑孝胥连忙来提醒溥仪说：“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溥仪虽然害怕起来，但依然提出：“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板垣最后表示同意。
3月4日，大批“代表”前来“请驾”出山。溥仪在“谦逊”后表示同意，但仍然不忘记公开表态说：“暂任执政一年。”6日，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溥仪到达汤岗子。板垣将关东军拟定的伪满人事安排交给他，并告诉他在就任“执政”后立即与关东军司令官“换文”，缔结日“满”密约。溥仪一一允诺。9日，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簇拥着溥仪一道抵达长春，在一所旧道尹衙门里举行“典礼”，溥仪就任“执政”。一年后，溥仪并没有辞职，直到1934年，才最终熬来了伪“满洲帝国皇帝”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