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
中共对西安事变发动的积极作用
目前的学术界基本认为对于西安事变中共事先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毫无所闻。随着珍贵资料的披露，西安事变的真实面目越来越立体的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学者利用共产国际档案批评中共，如A季托夫的论文《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8)》，便说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着“直接”关系，称“1936年11月，毛泽东的代表叶剑英还曾同张学良讨论过扣蒋问题”。杨尚昆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叶剑英在回去后曾经汇报说张学良无意间说过“必要时进行兵谏”。可见，西安事变的发动上，中共虽没有起直接作用，但其间接的推动作用还是有一定体现的。
蒋介石亲手书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谈到了他对西安事变的真实看法：这件轰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以完全明了，此事的主动者仍是张学良的本身，而并不是共产党策动的，且在事前可说与共产党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当时共党勾结张学良已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其与张之关系自然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他们在西安的勾搭，恐被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商谈，多在陕北的延安。......到了最后，张乃以其剿共与抗日矛盾心理之弱点，......就情不自禁地发动叛变了。据张自述，其当时处境，因为事变以及对我八项要求自知无法实现，而重新的胁制手段已无法得手，又以南京下令讨伐，更觉得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乃于第三日接共产党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其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完全变质。”
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这个问题，张学良在《口述史》中是这样说的：“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儿去呢？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出来也不怕了，中央糊里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由这两段话的对比可以知道，张学良在当时确实是和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但这样的联系国民党方面恐怕早就知情。因此，笔者认为西安事变是一起张学良早有计划，最后因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而激发的一起突然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共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学良与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实原因
关于西安事变，张在西安时对部下是这么说的：“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蒋介石)不是更亮了？”但这并不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才能不够认可，相反他曾说：“我父亲这个人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蒋公。”而且，对于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释为：“我把泥菩萨(蒋介石)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再把他扶起来，菩萨有灵，不能不给他磕头呀。”所以，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就正如其所说了：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有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他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都没有。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张学良是一个不愿意手操纵的人，他自诩“这么倔强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见解，“我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又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为什么张学良“不要打了！”的政治诉求如此强烈？这在书中也有过记录“我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内战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拿。……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可见，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样的回忆是“痛苦的事儿”。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
张学良说：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但从张学良的口述来看，虽然后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可依然对蒋介石充满感恩之情，丝毫没有怨恨的情绪在里面。这除了当初蒋介石不杀之恩，恐怕还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张自己也说他到了南京是准备好死刑了的，如果是他的部下把他绑了，他是要枪毙了部下的。而蒋介石非但没有杀了张，反而在抗战时期张还有过能够参与战斗的机会。
到了老年，张学良还与蒋介石联系密切：“我跟蒋先生常常在一起，还常常通信，实际上他常常来信。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副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对我，那是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一员的来看我。我到哪儿，就是到了台湾，老先生甚至都给我找最好的医生，他亲口告诉我这个陈仪，要给我找好医生。那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这么说。”
但情感归情感，正如张在蒋葬礼上的对联一样，他们之间在政见上的差异是很大的。“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很顽固，很守旧，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重要作用的体现关键不在发动，而在其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他曾明确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中共在外边逼，他在里边劝，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他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直到最后采用了兵谏，但重要的是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采取了各种确保蒋介石安全的措施。周恩来要求一是把陕北留给共产党二是不要消灭共产党，张学良对其说：“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我们就不要变了，我去说服蒋先生。”他在部署行动计划的时候向东北军的将领多次强调一定要保证蒋的安全“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
不仅如此，他为了保护蒋的安全，还用自己的人头做保证。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南京政府的代表时说：“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可见，张学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变往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指引。因而，我们今天的历史评述者应该看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历史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参考资料：张学良，张之丙、张之宇：《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北京：作者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出版;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秦孝仪：《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年出版;
李蓉：从张学良口述看“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蔡波：风风雨雨家国事——读《张学良口述历史》，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