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益因素与蒋如何“ 决断”， 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外一面，即蒋对鲍个人的观感的变化、蒋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鲍所采取的策略。
蒋介石得益于苏联顾问
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 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
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凯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任用。鲍的强势引起部分国民党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 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乘鲍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气焰颇嚣张。4 月，鲍再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1926 年7 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开始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鲍开始为退让而付出代价。
1926 年10 月， 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月初，攻占南昌。此时，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流域的广州，对未来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嫌。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北上问题，建议“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蒋介石日记》，1926年9 月9 日)。十天之后，他又电催国民党中央速将政府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既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蒋介石日记》，1926 年11 月19 日)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将党政权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鲍罗廷也支持迁都，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用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件事，两人的目的却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
11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1 月16日，鲍罗廷与宋庆龄等第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便绕道赣州由水路北上。12 月2 日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溯江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行事不便，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得到蒋介石同意。
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遭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几难成眠”。
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