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兼容并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一时间北京大学名师云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纷至沓来，让北京大学成了青年才俊向往的高级学府。不过聘用陈独秀等人，却是蔡元培先生的高明之处。
资料显示：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当时陈独秀虽然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先后入东京的亦乐书院、成武学校(军校)、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但即使是第四次居日的近两年时间，也主要与张继、章士钊、苏曼殊等中国朋友切磋砥砺，真正在每所日本学校系统学习的时间，均未超过一年，而日本当时并无“日本大学”。另外，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但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
那么蔡元培先生为何要为陈独秀造假呢？
其一，陈独秀先生是个人才，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当时影响力极大。
其二，陈独秀资历丰富，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早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其三，北京大学的需要。当时的北京大学更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因此更需要像陈独秀这样的新鲜血液去补充。
其四，陈独秀自身的实事求是。陈先生也没有为自己弄假文凭，假学历，陈独秀也强调过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这种实实在在的态度，赢得元培先生的敬重。
不过，蔡元培先生为陈独秀奔走，甚至造假，绝对不是时下某些校长教授之流为了谋取私利，或者争什么头衔，争什么地位，或者利用更大的权力，搞些吸引女学生的勾当。两位先生献身北大已成为北大教育发展史上的佳话，历史已经证明，陈独秀先生不但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这里面没有丝毫的私人好恶，完全是为了北京大学的自身需要。可笑现在某些学校在引用教师职工方面，多方面设卡，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必然关死了优秀人才的进来的门径，结果只能是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个的给秒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