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本名叫“兆铭”，“精卫”是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用的。跟鲁迅一样，因为文章写得太好，笔名的影响就超过了本名。大家叫着叫着，就忘掉了本名。
汪精卫的文章写得好，参与筹备同盟会后，一度担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编辑，后来颇受孙中山赏识，被后者召为秘书。此人口才也极佳，跟谁孙中山到南洋一带鼓吹革命时，俘获富二代陈璧君女生芳心，成功抱得美人归。爱情事业双丰收，24岁的汪精卫，看上去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汪精卫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跟梁启超有莫大的关系。
原来，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后发起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因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此时，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就趁机批评同盟会的暴力革命，特别是同盟会领袖，自己躲在海外，却琐事别人在国内搞暴力革命，白白送死，“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孙中山的言论。同盟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跟随者，汪精卫决定站出来，以事实反击梁启超的说法，证明同盟会党人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并以此挽回社会各界对同盟会的信心和支持。正如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致南洋同志书》中所言，“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为此，汪精卫下了必死的决心，“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10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同盟会员一起来到了北京，伺机刺杀摄政王载沣。为什么是摄政王载沣呢？很简单。他当时是清廷的实际统治者，掌控实权。杀了他，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当然，刺杀难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
载沣每天上下班的路线都很固定，而且都会经过鼓楼大街。汪精卫们开始想在鼓楼大街旁边的一堵矮墙上扔炸弹，炸死载沣。没料到那几天鼓楼大街在修路，载沣改道了。于是又改计划。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就成为最佳的爆破地点。那地方三面环水，人烟稀少，端的是作案胜地。
4月2日凌晨，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来到甘水桥，在桥下挖坑埋起了炸弹。几个人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警察和宪兵。他们赶紧撤离，但由于炸弹太沉，没能搬走。事情就这样败露了。没过几天，汪精卫和黄复生就在出租屋被军警抓获。
吊诡的是，最先发现埋炸弹的人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位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此人是附近居民，凌晨起来出去小便，见桥下影影绰绰，以为是埋赃的小偷。一说是一位赶大车的，妻子三天三夜未归，丫出门散心，见到汪精卫他们鬼鬼祟祟，以为是奸夫淫妇正在办好事，就报警准备捉奸。
谋杀摄政王，当然是死罪一条。可是在审讯的时候，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他们都争当主谋，希望牺牲自己，保存队友。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世界上居然有不怕死之人？这让主管案件的肃亲王善耆对二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肃亲王在查看了汪精卫、黄复生二人的供词后，非常欣赏汪精卫的才华。加之当时清廷也害怕革命党报复，展开更大规模的刺杀行动，就劝说摄政王饶这二人不死。摄政王同意了。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刺杀没有成功，可汪精卫、黄复生的英勇举动感动了无数民众。后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20多个省市响应起义宣布独立。为了挽回民心，清廷赶紧宣布废除党禁，释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汪精卫和黄复生。1911年11月6日，汪、黄二人被清廷释放出狱后，受到北京社会各界民众1000余人的夹道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