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5年(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就任总统，因在前任总统的丧期之内，因此一切礼仪从略。
黎元洪就任后，一连发布了三道命令。各省的将军、巡按使自然复电，一面表示哀悼，一面表示祝贺，真可谓是悲喜交加，就是那些独立的省份，各位都督也一律发来了电报。陕西都督陈树藩马上宣布取消独立，并请求政府优待袁氏一家，这样的行为，简直令人费解。
次日，四川都督陈宧，也取消独立，还有广东都督龙济光，于13日电告中央，称广东已经于6月9日取消独立。
新政府接到各处取消独立的电报，十分欣慰，特地封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任巡按使，并嘉奖了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热诚爱国等等。当初，陕西、四川、广东三省的独立，原非本意，不过因为四面楚歌，没奈何暂时独立。此时新总统继任，所以立即取消了独立，讨好新政府。
不过，那些拥护帝制的官员还在京城，南方各省仍然处在反对的地位，一时不能统一。在外面的如张勋、倪嗣冲等人，始终服从袁世凯，正想联合力量，出兵开赴前线，见新政府已经成立，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张勋想得远一些。他认为黎元洪、段祺瑞执政，一定有一番变革，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预先防患，未雨绸缪;于是就把上次在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截住，留在徐州，重新开会。可是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福建等省的代表，已经从别的道路回去，无从拦阻，只有河北、沈阳、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数省，以及京兆、热河、察哈尔等处代表，被他截留住，另外还有徐州镇守使张文生、徐海道尹李庆璋、安徽军署参谋长万绳栻三人，也参加了会议。
6月9日，主席张勋在徐州军署主持会议，列出了十条大纲，传示众人。代表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成见，乐得随声附和，表示赞成，张勋大喜过望。此次会议，世人称为七省同盟，就是河北、安徽、山西、河南及关东三省，称作七省。所有特别的区域，不计在内。张勋因会议告成，乐不可支，于是通电各省，传达会议情形，要求各省同意。
从此，军阀风潮波及全国，稍有变动，大局便摇摇晃晃，北京的大总统却好似傀儡一般，不如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一呼百应，远近服从了。
民国5年6月28日，前总统袁世凯的葬礼如期举行，场面浩大，新华宫外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在家人的护送下，袁世凯的灵柩离开了承载他梦想和耻辱的北京，到他的老家彰德去了。从此，袁家的人和事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新总统黎元洪上任后，因为他生性长厚，就职时，中外都非常满意，只有那些鼓吹帝制的顽固派还在蠢蠢欲动，想推翻黎元洪，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时之间，京城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在京的官吏纷纷移居到天津，幸亏段祺瑞竭力安定局面，才没有闹出大乱子。
这时，西南军务院的抚军长唐继尧，电告政府，提出了四大条件：
一、系恢复民国元年公布的旧约法;
二、召集民国2年解散的旧国会;
三、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
四、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问题。
副抚军长岑春煊又通电中央及各省，把唐继尧的意思重复了一遍，唐绍仪、梁启超等人，更是推波助澜，说得非常痛切，非常紧要。其他如河南将军赵倜，南京将军冯国璋等人，也先后电告北京，请求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
偏偏新政府不理，于是旧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人，在上海登报广告，自行召集会员，命各省议员在6月30日以前齐集上海，定期开会。半个月后，到上海的议员已经有三百多人。消息传到北京，国务卿段祺瑞只得给南方各省和全国重要机关发电报，建议修改旧约法，而不是恢复旧约法。结果，南方各省极力反对，唐绍仪、梁启超等人更是来电辩论，段祺瑞只得先组织修正约法委员会。
正在筹办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上海海军突然宣告独立，推举李鼎新为总司令，北京城顿时又乱成了一锅粥。
上海海军的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同时独立，国务卿段祺瑞未免心惊，正准备让南京将军冯国璋、淞沪护军使杨善德设法调停，那知冯、杨二人早已接到李鼎新的密函，保持了中立。
段祺瑞焦急万分，这时，二百九十九名国会议员又出来添乱，要求他解决民国元年的约法与民国3年的约法之争。段祺瑞也有些回心转意，不过他并不是畏惧那些议员，而是害怕上海的海军。左思右想之后，进去和黎元洪商议，主张恢复旧约法。黎元洪一直反对袁世凯，只因段祺瑞登台后，权势很大，一切规划不得不由他取舍，所以采取了静观其变的策略，不敢独断独行。现在段祺瑞有心恢复，哪有不允之理，便于6月29日，连下数道命令，大意是遵行临时约法，续行召开国会等等。
命令一下，全国欢呼雷动，争颂黎、段两人的功德，似乎民国共和，从此长远保持，再已回不到帝制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