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亲自刑讯后，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捕获。他对这个女子用尽各种酷刑，甚至叫人用藤条抽打，用小针刺乳头等办法逼供，这是戴笠亲自指挥对女犯进行性虐的有案可寻的例证。
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烈士，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欠下血债累累。
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主持进行了轰动民国的刺杀汪精卫案。
为了策划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杀蒋介石，王亚樵等人先在南京组织了“晨光通讯社”，趁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机，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把手枪放在照相机内混过了检查。但照相时蒋介石恰巧没有参加，孙凤鸣当即决定刺杀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孙放在照相机内的是一支三号小左轮枪，洞穿力不大，所以只把汪精卫击伤而未毙命。刺客当场被张学良、张继等人抱住摔倒在地，并被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卫士开枪打成重伤。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抓住蒋介石吵闹，她认为一定是蒋介石派人刺汪，所以自己不愿出来照相。蒋介石蒙受冤枉之后，便将戴笠大加训斥，限期要他破案以洗清自己。
戴笠亲自指挥对女犯进行虐待
戴笠连夜进行排查，他给垂死的孙凤鸣连续注射强心剂亲自审问，孙拒绝回答而亡。戴又通过孙凤鸣领取大会记者入场证的线索，将当时在中央军校工作的一个司书逮捕。戴亲自刑讯后，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捕获。他对这个女子用尽各种酷刑，甚至叫人用藤条抽打阴户，用小针刺乳头等办法逼供，这是戴笠亲自指挥对女犯进行性虐待的有案可寻的例证。崔正瑶受刑后招供与否，说法不一，但特务们随即又在香港将有关人员余立奎、胡大海等人捕获，引渡到南京归案。因这个案子内有一个是改组派的人，陈璧君和汪精卫这才相信不是蒋介石派人干的。
戴笠深知王亚樵是蒋介石的大敌，不杀了王，蒋不会饶他，于是他在全国各地撒下网络，捕捉王亚樵。戴笠亲赴香港，并和英警联系，又派大批特务渗透到香港各个角落。这时，军统里有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向戴笠献计：派人打入王的帮会组织，并毛遂自荐，愿意一试。陈质平费尽心机，投其所好，后来王亚樵对陈质平的过分表演产生了怀疑，他深知香港不可久留。1936年2月，即偕眷属及郑抑真等人秘密潜离香港，来到广西梧州，改名匡云书，在西江岸李圩子的一幢房子居住，其他人也分住梧州市。梧州是李济深的祖籍，他也闲居在此。李济深同主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了招呼，要他们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并由广西省府每月拨款五百元生活费资助王。王亚樵怎肯悠闲度日，曾三次赴南宁，面见李、白二人，建议兴兵讨蒋，但遭拒绝。
戴笠对漂亮女特务的酷烈手段：始乱终囚
说到被戴笠糟蹋过的女性中，最可怜的要称是军统女特务周志英。周于1935年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留校担任事务员。她生得颇有姿色，平时爱收拾打扮，所以颇引人注目。当时，戴笠兼任该校政治特派员，实为该校太上皇。
自从周志英跃入戴笠的眼帘之后，他便打定主意把周弄到手，于是，寻找种种借口，与周接近。周本是个贪图虚名的女人，也希望在与戴笠的交往中捞点好处。
一天，戴笠以研究学校后勤工作为名，找周志英谈话，因戴笠心怀鬼胎，另有他图，谈话时间定在晚上。
戴自然道貌岸然地讲了一通工作，又将周表扬一番。周志英用眼瞟了戴笠一眼，发现戴正用异样的眼光审视着她，她脸一红，头自然低了下去。
只听戴笠轻轻说道："周小姐，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这时的周志英好象无话可说，又好像无事可做，两只手紧拿着一本书，摆过来，又摆过去。
"戴……"，她慢慢抬起头来，发现戴笠用一种无法言喻的目光凝视着她，当她把目光移向戴时，似乎想说什么，但又羞怯地一笑，慢慢地低下了头。
"志英"，戴笠凑到周志英跟前说："你生得太美了！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你起，我的魂魄就被人牵走了！"
"真的？"周志英抬起头来，抿嘴一笑说。
"那还有假？我的内心确实很矛盾，很苦恼，每当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就觉得精神特别愉快，但看不到你时，又觉得十分苦恼。志英，从今以后，我希望我们俩能经常在一起，你看怎么样？"
周志英听了戴笠这一番情意绵绵的话，不知为什么，心里格外舒坦，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我……不知道。"
戴笠是情场老手，他最懂女人的心理，周志英的话音刚落，他便把周拉到自己怀里，慢慢地抚摸着她秀丽的乌发，周想着将来做将军太太的美景，不觉春心荡漾，兴奋不已，不禁仰起头来，闭上双目，将两片朱唇紧紧地贴在戴笠嘴上，两人免不了互诉衷曲，颠鸾倒凤，放胆纵欲，不在话下。
事后，戴笠为了自己"工作"方便，将周志英调到军统局本部，周以为自己真的被戴笠看上了，每天便向戴笠表白自己是何等忠诚，何等纯洁。
忽一日，戴笠把周志英叫来，办完"例行公事"之后，周志英一边穿上衣裤，整理鬓发，一边乘机回道："咱们的关系已继续了这么长时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戴笠肯定地答道。
"我们的关系不明不白，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办法，我想还是固定下来的好。"
"怎么个固定法？"戴笠倒不慌，故意问道。
"咱们是不是早点结婚？"
"哎呀呀，我不是下令抗战期间本团人员一律不准结婚吗？我当然应该带头嘛！"
"可是，我们的关系不明不白，万一肚子不争气，现了形，那可怎么办？"
"我不是给你准备避孕药了吗？"
"我不想用它了，我想堂堂正正的结婚，堂堂正正地生儿育女。"
戴笠听到这里，不耐烦地说："哎呀！得了，得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是又真心又贞洁的。"
谁知说者无意，听者留心。周志英听罢此语，不免寻思："老板可能对我不放心，我一定要用我的行动证实我的话是正确的。"主意已定，便越加来了一股傻劲，俨然以戴老板娘自居，赖在戴笠卧室不走。戴笠一气之下，便想出了一条对付周志英的妙计。
忽一日，戴笠对周志英说道："志英，为了遮掩部下耳目，我决定和你秘密举行婚礼。我让王秘书送你到新房里去，过几天，我就来当新郎官。"
周志英听罢此语，想着洞房花烛夜的快乐，想着当老板娘的美景，不禁心花怒放，一头扑到戴笠怀里，又是拥抱，又是狂吻。
过了几天，王秘书果然备轿车2辆，一部坐人，一部装东西，向新房驶去。周志英已沉浸在婚礼的向往中，一点也没想到轿车竟在息峰监狱停了下来。
"周小姐，到了，请下车吧！"王秘书说道。
周志英一看，顿感诧异！为什么来接她的竟是监狱主任周养浩！于是问道："怎么来这里？这不是监狱吗？"
周养浩说道："请到里面说话，请到里边说话。"
等周志英一跨进监狱大门，就没有她说话的自由了。周养浩把周志英关进了监狱的一个单人房间，当然，这并不是优待周志英，而是怕她对其他坐牢的人说出真相。至于王秘书，则出席周养浩为他举行的宴会，大饱口福去了。
周志英在监狱本来应"优待"两年，想不到提前出狱。她满以为戴笠已回心转意，回到重庆，又涂脂抹粉，送货上门。谁知警卫一通报，戴笠不但不理她，还下令把她轰走。周志英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大哭起来。戴笠怕事情闹大，就请她进来，对她说道："周志英，你不要白日做梦，从今天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谁知，周志英以为"一日夫妻百日恩"，戴笠会念起旧情，回心转意，于是赖在那里不走。戴笠顿时火冒三丈，拿起鸡毛帚，铺天盖地朝周志英打去。周却思忖："你越打，越证明我们之间有关系，越证明我是你的人。"于是，反而死死抱住戴笠大腿不放。戴笠一时无法脱身，只得狠命提起穿着皮鞋的双脚，朝周志英踢去。可怜周志英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仍不肯离去。戴笠只得叫两名卫兵把周志英拉走。此时，戴笠已上气不接下气，军医闻风赶到，忙劝戴笠休息，并给他注射荷尔蒙护理。
周志英随即被送往白公馆监狱，关押几天后，又被转到她曾经呆过的地方--息峰监狱，她在那里一待又是4年！戴笠死后，幸亏当年的总务处长沈醉向保密局提起周志英，周志英才恢复自由。
然而，周志英出狱后，不仅面容憔悴，蓬头垢面，而且神经也已失常。在成都流浪一个时期以后，因贫困交加而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到阴府找戴笠打官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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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露：命运坎坷的才女间谍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1907年7月，关露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
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分，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
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二、沈安娜：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三、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四、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五、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六、朱枫：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七、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八、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员的双面女间谍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九、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至此，萧明华在台湾站稳脚跟。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0年2月6日，萧明华不幸在自己的宿舍被捕。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在狱中，尽管经受了酷刑，萧明华始终英勇不屈。直到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