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个乱世,乱世在给人们带来深重的苦难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原有的秩序体系被摧毁,出现了重新建构的空间和机会。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制度解体,昔日的等级、门第观念不再那么森严,不再被人们所特别看重,这就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
清人王闿运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乱世都会造就一批人物。 “世道愈乱,贤士愈积”。
乱世中,一大批饶有实践经验、具有智慧、谋略与治事能力的底层人物有机会在崛起,成为社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有人认为这就是所谓乱世“人才纵横定理”。
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乱世,恰恰在这个时期,一批光耀千秋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如群星闪烁,集中涌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才高地”。
三国时期,是又一个乱世,这个时期群雄争霸,谋士辈出,猛将如云,成为历史上第二个“人才高地”。
我以为,“人才纵横定理”,在五代这个乱世也是能够成立的。
五代时期一些原先是小角色的人物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从民间崛起,其中有的人发挥出了聪明才干,对推动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经过数十年由个别而组合、到群体逐步扩展的历程,到了五代中后期逐渐现出了综合型人材的端倪。
但是乱世也是一个民族与命运大劫难决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优秀分子会受到比平时更多的磨难,甚至成为祭台上的牺牲,民族精英被消耗、折磨、摧残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代后唐时期,曾经担任过军队中门使(类似现代军队中的总参谋长)、宰相和枢密使的郭崇韬就是其中一例。
郭崇韬原先是一名小吏,文吏型人物起于基层,对官场利弊,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有着切肤的感受,所以这些人往往遇事机警,从容干练,极具办实事的能力。
郭崇韬是代州雁门(今山西雁门)人,出身寒门,史书上对他年轻时事迹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的生平不详,只知道其父名宏正。
郭崇韬原先是昭义节度使李克修手下的一名小吏,“为人明敏,能应对,以材干见称。”受到李克修信任,李克修对他不断提拔,让他参与军中事务。李克修死后,他被李克修的堂兄晋王李克用收用,任教练使,此后就一直是李克用的近臣。
五代后梁、后唐等朝,是中国历史上军阀掌权,占主控地位的特殊时期。
尽管在军阀政治的大环境下,文臣参与议政、决策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挤压;但是一些在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事务中,仍然需要发挥文职人员的作用。
因此具备专业业务才能的文吏型人物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他们事实上成为当时官僚行政的主要行使者。
?朝和五代之交,文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专攻礼乐文章、诗词歌赋的“儒生”、“文士”;另一类是起于基层的“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人物;甚少有兼具两类才华的人物。
“儒生”、“文士”专攻礼乐文章、诗词歌赋,他们在乱世中所从事的事业往往与生存状态严重脱离,面对纷乱的现实无所适从,显得孤傲而又脆弱,悲凉但又无奈。
李白在《嘲鲁儒》中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所谓“经济策”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不是一会事,在古代专指安国定邦,经世济民的才能。李白嘲弄的?儒,是一种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这些人的特点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知道国家形势的大局,何谈安国定邦,经世济民?
不过李白自己也未必有治国安邦之才,李白在诗词歌赋方面绝对是位天才,但在办实事的能力上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唐明皇一度对他青睐,只不过把他当作一名文学侍从,幸臣而已。他自己感觉好的很,自比诸葛、谢安,真以为自己是块能当公卿宰相的材料,羽扇纶巾,从容应对天下大事。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心中愤愤不平。晚年投靠永王李磷,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料稀里糊涂地陷入“谋逆”大案,差点为此掉了脑袋。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的《嘲鲁儒》除了嘲弄一些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外,何尝不是一种自嘲?
文吏型人物起于基层,这些人年轻时长期在底层生活,饱尝凄风苦雨,痛感人世艰辛,对官场利弊,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有着切肤的感受,所以这些人往往镇重勤勉,遇事机警,应对从容,做事干练。
秦汉时期,李斯、韩信、萧何和曹参等人都出身于小吏,后来都成就了一番事业。
五代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物,如敬翔、李振、谢瞳和史敬镕等。
郭崇韬也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个,他极具办行政实事的能力,无论对军事形势和?治形势的判断,都十分敏锐。所以郭崇韬后来能够“出将入相”,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