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胡适是中国近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政治威权者与军事强人，胡适是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手，他们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蕴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来一再解读。如1948年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时，蒋介石是否曾建议胡适出来竞选“总统”，其诚意如何，胡适又是如何反应？对此，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背后的“史观”颇耐人寻味。
近年来，胡适与蒋介石两人的日记先后公之于世，使我们有了借助当事人的记载再次审视此事的可能。
有无此事？
对于蒋介石是否确曾建议胡适竞选“总统”？过去的解释是不可能。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嗜权如命，怎么可能会将要到手的“总统”宝座拱手相让，何况还是让给一个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胡适呢？此事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手腕与骗局。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与胡适有过颇多交往，他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此种解释的代表。季羡林写道：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然而，事实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在其日记中都有提议胡适竞选“总统”的记载，而且均记述颇详细，并非一笔带过。
据蒋介石的日记，最早提议胡适选“总统”的是蒋在国民党内的政敌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国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而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5日)
此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对“副总统”一职孜孜以求，他还拉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选“总统”，要与蒋介石一争。不料，蒋反而有将计就计之心。2月初，蒋偕宋美龄去庐山过农历春节(当年2月11日为正月初一)，其间思考军政大计和他个人面对巨大内外压力之下的进退之策。蒋后来当面告诉胡适，推举他出而竞选“总统”的设想，就是在庐山时“考虑的结果”。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谁来当“总统”成为蒋那一段时间考虑的重点，他在日记中常将对此事的思考记录下来：
3月27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分别列了“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与“胡适任总统之利弊”两条。29日，国民大会开幕。次日，他让王世杰向胡适转达如下意思：蒋将在国民党内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来竞选“总统”，而自己愿出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蒋介石日记》，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关系甚大，蒋在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告诉胡适后，仍在思考利弊得失，并将此决定告诉了宋美龄。4月1日，王世杰带回胡适接受蒋建议的消息，蒋很高兴，他写道：
昨晚胡适博士接受推选总统之意，此心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陈布雷——引者)详述余之旨意与决心。此乃为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亦难成功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日)
4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在会上发表事先精心准备的讲话，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建议国民党最好推举一党外人士参选。蒋的建议无异是重磅炸弹，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居多。最后，蒋无奈地改变主意，同意自己选“总统”。4月5日中午，他嘱王世杰再去见胡适，转告国民党内的情况，不能再提议胡适。蒋对此深感愧疚，当天日记中记道：
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对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杰字——引者)之外，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5日)。
几天后，蒋介石专邀胡适吃饭，当面致歉说：“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则不以为意，对蒋称，“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转而要求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称“我不配组党”，建议蒋把国民党分化成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356页)
以上蒋、胡二人的日记互证表明，蒋介石确实在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有过支持让胡适出来竞选的想法，并一度为此努力，胡适对此过程十分清楚。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心”还是“欺骗”？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是真心让胡适出来选的，没有“玩弄”或“欺骗”的意思。当然，蒋的动机挺复杂，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胡适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希望胡适出来选“总统”的事，虽然知者不多，但在蒋、胡二人日记公布之前，还是有人陆续披露。对这类“揭秘性”史料，相当多的人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根据他们的史观推理，蒋介石根本不会“放权”，即使蒋“放权”，胡适也不会接受。笔者的研究经历中就遇到这类人的指责与批判。
1997年台湾出版了老报人陆铿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其中有一节的标题为《奉命通知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专谈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他在1948年奉蒋介石“文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之命与胡适见面，通知他国民党将推其为“总统候选人”，而胡适欲迎还拒的故事。笔者以此事切入写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读书》上，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智者千虑》，非常传神，意在说胡适长期爱惜羽毛，拒绝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最后面对“总统”的诱惑，还是动了心。不料，此短文发表后，竟引来讨伐，谢泳与程巢夫分别写了《不能这样理解胡适》、《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辩证兼及文风》(二文均收入《胡适，还是鲁迅》一书)，对笔者进行批评。谢文与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点：1、陆铿的回忆是“孤证”，胡适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2、胡适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长期以来拒绝进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绝对不会对“总统”动心的;3、笔者不了解历史事实，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怀。程文中有如下的话：
试问陈红民君：一个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的人，一个如此胸襟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会舍得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校长位置，去就那个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的总统高位吗？所以我说你是“以陈君之心，度胡适之腹”，一点也没有冤枉你。(见《胡适，还是鲁迅》，第163页)
陆铿涉及到胡适对出来选“总统”一事的回忆不是孤证。在此之前大陆出版的《胡适年谱》与台湾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李宗仁政治秘书程思远的《政坛回忆》等，均已有相关内容。2004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10册一套的《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适日记的记载，看他当时的态度：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信心。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1948年4月4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备五种条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是我。
这会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两点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
“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上述日记，引自《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354、第355页，它表明了胡适面对“总统”诱惑的心路历程：从拒绝，到动心，再到反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前述那些一厢情愿地帮着胡适说话，认为他绝对不会动心的人，读到他的这些日记，不知会作何感想？
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适在1930年代就将自传、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这是读其日记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做了什么，而对其所说的背后动机则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如前引胡适4月6日所记给郑天挺的电报中称，“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他是当事人，知道确有其事，不该用“流言”二字的。
并非多余的话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面对蒋、胡二人的日记及其它史料，我们无论对蒋介石、胡适有何种评价，却不能否认蒋介石曾有让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也一度答应的事实。
坚决否认胡适一度动心的人，有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结。他们认为，民国时期有一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坚守自由主义原则，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沦丧”来形容。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话)胡适等人，爱之甚深。笔者《智者千虑》中在说完“总统候选人”的风波后，曾有一段对胡适相当肯定的话：“胡适到底是胡适，他对天上掉下的大陷饼，大抵上还算得上不卑不亢，虽未达到心止如水、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称得上‘其来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严与人格，也是一种风范。与那时代以‘学术’为官场资本，卖身求官的‘学者’相比，高下立现。”但即使这样，仍不免惹怒胡适“粉丝”们。
其实，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在于他的聪明，其思想与行为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复杂得多，他有七情六欲，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笔者在研究胡适与蒋介石关系时，发现胡并非是被动的，如季羡林所说，是蒋在玩胡适于股掌之上。换个角度，说胡适在“利用”蒋介石也不为过。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他到台湾之后在日记中直斥胡适“可耻”：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领袖——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青年党领袖——引者)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蒋介石此时内心对胡适恨之入骨，表面上却不能不维持着对胡的“尊崇”与“礼遇”，是因为胡的特殊地位，蒋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适对蒋长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评立场，但却也注意巧妙地维持与蒋的密切关系，是因为他也需要蒋。当然，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对于蒋、胡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熟知历史的人，大概可以举一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