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的队伍里诚然有投机者、起哄者、小贩、幻想症患者，但开辟新世纪的革命家们多有理想，有仗义疏财、毁家纾难的精神和实践。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而视道义、友谊、文明等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人生的飞扬展开在他们是自然之事，又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本质。
在后革命、或祛魅社会的人们看来，革命家们那种集理性、欲望和精神气魄于一身的人生行状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张狂之举，是不可企及的德性高标。
张静江就属于这样的革命家。张静江本是商人的后代，他自己在商场也长袖善舞。他跟晚清名臣孙宝琦出使巴黎，在父亲的鼓励下，发展海外贸易，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为此满足于做社会分工中的商人角色，或做政府的小公务员，而是因缘际会，进入了国家制度的参与建设层面，介入了时政。
在巴黎，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反感的张静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的倡导者。1905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联合陈璧君、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新世纪丛书》和美术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
张静江
他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由于他的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众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如此，以”宣讲师“自居的张静江依然故我，逢人即倡言革命、寻找知音。
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见人大谈革命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认为奸细，几乎遭到殴打，幸亏他一阵疾走才逃脱。这种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几乎是任何时代渴望变革又找不到具体道路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共性。这些人也容易颓废成为大变革时代的”多余人“、”畸零人“。
但张静江却没有怀才不遇的伤感，也没有犬儒颓丧的消沉。为寻求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之路，他主动结识同路人。
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
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
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为此，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
张静江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想办法如期按数汇款。
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古人有为国毁家纾难之说，张静江的行为正是这样。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
把家产捐给革命，张静江对国民革命的贡献可见一斑。有人曾说，没有张静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实际上，张静江的侠义不仅表现在对革命事业上，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物。他本名增澄，字静江。
年少即好交友，喜欢李清照“生当为人杰”之语，而改名人杰。他小时即富有远见，在他的建议下，家里购置灭火器材，时人称为“洋龙”，以取代我国传统的老式的救火工具。他虽是富家子弟，却跟工人们一起救火。因救火落下残疾，但他有毅力让自己成为骑马和骑自行车的高手。
十八岁时，张静江乘轮船去上海，轮船被撞下沉，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险后，马上想办法救其他人，他请众人帮忙：“谁能救出一人，愿赏大洋一百元。”
船上人都知道张家公子说话算数，纷纷下水救人，他当场写了十四张纸条给救人的乡民。当他后来回家查账时，发现凭条领取谢银的只有八张，还有六人没有来拿钱，就让账房去查明姓名，马上送银上门。此事一传开，南浔镇上一片赞誉，张静江急公好义、慷慨豪侠的美名一时传遍。
可以说，张静江当得人杰之名。从他少时的作为中不难理解，这个有见识也有担当的人迟早会进入时代的中心地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
这也符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规律，即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
张静江虽然是商人之后，却在这种大变革的年代里弄潮，以政闻名，以至于有人称他是“现代吕不韦”。他在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
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认为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陈果夫则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蒋介石更称他为“革命导师”。
孙中山去世后，正是张静江的远见和鼎力相助，他的盟弟蒋介石才得以在巨头林立、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内脱颖而出，入主国民政府。
1928年8月，张静江，陈布雷等浙江省政府委员合影
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呼吁全国转入建设，他对人说：“总理(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他的呼吁得到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决议，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主席。
1929年，张静江就组织举办了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开我国商贸博览历史之先。他还从发展基本建设入手，确立铁路、电气、通讯、水利为国家第一先上项目。
亲自选人才、定计划、设结构、筹经费，强调勤俭快捷的办事作风。先办电厂，又筹建全国无线电台，创办淮南煤矿，开办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
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1938年的十年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张静江仅领公款十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财产达五千余万元，为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准曾说，“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应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张静江可以说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如此，相当多的革命者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以革命的名义腐败，享受、独占权力。
张静江在革命的异化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他以盟兄之患难帮助蒋介石执掌最高权力，但他并没有分享什么权力，反而跟盟弟逐渐疏远。当宋子文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他就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最后，花甲之年的张静江在空门中找到了归宿。
张静江的晚年备受冷落，只到死时才又极一时哀荣。1950年9月3日，七十四岁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都纷纷电唁，并给遗属汇寄治丧费。
9月16日，台湾“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六年后，在张静江八十岁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亲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不算悲剧，更不妄虚度。
张静江故居在湖州古镇南浔，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厅内有清末状元张謇所题的匾额“尊德堂”，中堂系谢公展的画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则为翁同龢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国革命家的风范令人感慨。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泽亲朋，更惠及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