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中方决策层：日本无意全面侵华，故有可能用强硬立场逼退其野心
“七七事变”最初，只是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军事摩擦。但这场摩擦，最终却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么，其具体演变脉络，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来看中方高层的判断与决策。
事变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不过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10万上下。这种力量对比，是蒋倾向于认为日军旨在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在庐山发出“抗战到底”的号召
作为回应，蒋决心显示中方的坚决立场，以强硬态度阻击日军的阴谋。所以，在7月13日，蒋通过电报向宋哲元如此交底：“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同时计划借机让中央军重返华北。7月17日，蒋更在“庐山谈话稿”中宣称：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难看出，上述谈话，既是说给国人听，更是说给日本当局听，是在告诫日本当局，若继续企图以卢沟桥事变来制造第二个伪满，则将触及中国的抗日底线，必将引起中国的武装抵抗。当时，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皆反对蒋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但蒋判断，发表该讲话，“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7月20日，蒋下令将“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
简言之，基于日方无意与中方全面开战的判断，蒋希望通过自己的强硬立场，来逼使日方退缩。其实，中方当时也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蒋的强硬，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有情报支撑的——1936年，日本政府所拟定的《国防方针》，已决定将对苏作战列为首要之务;1937年4月，日本“四相会议”(外务相、大藏相、陆军相、海军相)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决定不再挑战中国政府之尊严，不再在华北扩大冲突的层次，以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而利于对苏备战。
但日军稍后的动作，却与蒋介石“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背道而驰。
日方决策层：只要足够强势，按以往惯例，国民政府必将屈服
再来看日方高层的判断与决策。
确如蒋介石所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军方与内阁，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这种“不扩大”，乃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而非控制冲突的升级——在日本的战略计划里，掌控华北的资源，始终是其对苏作战准备的关键一环。所以，在7月11日，内阁一面主张“不扩大”，一面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来华的要求;首相近卫文麿也在当天发表公开谈话：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近卫文麿的判断是：只要日方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以往惯例，“中国方面会屈服”，那么事件就会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不会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
对近卫文麿关于增兵华北的公开谈话，蒋介石的判断是：其目标仍在华北，而非对整个中国开战，增兵乃是为了逼迫中方屈服。作为回应，蒋遂发表了立场同样强硬的“庐山谈话稿”，希望以此喝阻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但让蒋意外的是，日军的增兵之举，丝毫未受“庐山谈话稿”的影响。
日方之所以无视蒋的“庐山谈话稿”，乃是因为其陆军内部，“扩大派”力量早已压过“不扩大派”，且“一击论”盛行。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武藤章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弱国，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如能使中国屈服，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可加强对苏联的作战体制，卢沟桥事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与首相近卫文麿高度一致，而与蒋介石的“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策略高度冲突。
"卢沟桥事变"时的日军阵地"一文字山"
日本一心要压迫蒋屈服，蒋一心要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互不退让的结果，是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东北的3个师团，开始集中向华北出动。大约在7月24日，鉴于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同日，蒋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8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8月7日，蒋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全面抗战，遂仓促爆发。
主要参考资料：
杨奎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收录于《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波多野澄雄，《日中戦争と太平洋戦争》，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p268-271。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253-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