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年间，大宋朝发生了一件怪事，两位堂堂大宋朝宰相竟然争娶同一位寡妇，而寡妇在二者之间挑来挑去，最终惹出一场官场闹剧。
这位寡妇，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
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
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没给他生儿子，也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惟吉为假子。薛居正对惟吉十分溺爱，使得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跟问题少年们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纵酒玩乐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亲自吊唁，特意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由此改过自新，“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但他跟父亲一样，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而且平时就跟薛惟吉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就想改嫁。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着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这位相爷“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每顿都要吃好几斤。
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一来薛安上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汇报宋真宗。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花了钱500万买薛氏宅第，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真宗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问不要紧，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就对向敏中很不满，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在真宗想来，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这说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金贝财宝约两万缗(一缗即一贯)。
不久，经真宗亲自过问，审理结果出来了：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点旧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锭银子，而向敏中没借。
于是，宋白起草的制书下笔就很严厉，有“对朕食言，为臣自昧”之语，向敏中“读制泣下”。至于柴氏，自然也没办法如愿嫁给张齐贤。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贝，可谓“赔了丈夫又折金”。
不知道柴氏究竟还有别的什么优点打动了两位宰相，但很显然，他们争着娶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有钱。理学家程颐就毫不客气地说，两位宰相争娶一妻，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那么，这位寡妇柴氏究竟多有钱呢？从相关文章中考证可知：熙宁五年(1072)，出卖京师(汴梁，今开封)等地官方淤田(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开封房屋租赁比之相当贵，超过外郡，天禧元年店宅务租赁价为每间每天平均164文，每月4贯491文。以上以土地价和房屋租赁为参照物，可知仅柴氏埋藏的2万贯“私房钱”就足以购买6666亩良田了。这样算一算，柴寡妇该有几个“家有万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