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 ，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 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