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在中国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展示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交流、碰撞、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其长达1300多年的在华传播构成了基督宗教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复杂图景。就基督宗教四传中国的历史而言，在前两次传播过程中，作为西方基督宗教近代历史上宗教改革运动之产物的基督教(新教)尚不存在;而基督宗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则以天主教各修会为主，特别是耶稣会的作用和影响极为突出。但在基督宗教第三次入华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宗教改革运动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亦开始来华传教，在中国沿海各省留下痕迹并产生影响。基督宗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这次传播亦使基督教大量涌入中国，并真正获得其立足和发展，成为基督宗教在华的三大教派之一。
基督宗教第一次来华传播为唐朝时“景教”的传入。在此之前有关基督宗教入华的情况仅为传说，包括认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曾于公元52年从亚历山大城出发、经海路到印度和中国传教，认为东汉时期曾有两位东方教会人士以养蚕织丝技术之研习为名到中国传教，以及认为公元3世纪末已有传教士来“赛里斯”(丝国)传教等说法。但这些说法迄今仍无任何历史根据和可靠资料来对之确证。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的证实，基督宗教第一次传入中国乃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时景教的来华。“景教”即中国唐代对古代基督宗教一异端宗派“聂斯脱利派”的称呼。聂斯脱利派被正统教会打成异端后曾从叙利亚传入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并从波斯传入中国。因此，唐时中国人最初将之称为“波斯教”，称其教堂为“波斯寺”，后来人们根据对这一宗教的深入了解才将之改称为景教。景教入华传播之说得以确立乃根据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刻十字架，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据此碑额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所载，其教乃“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而作为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言说之教“强称”的“景”字在当时则指“日大”之意。由此可见，基督宗教最早给中国人的印象乃是受波斯宗教观念熏染的“日大教”。此外，唐人称景教教祖为“景尊”、教徒为“景士”和“景众”、教会为“景门”、其教化之力则为“景风”或“景力”。第一位来华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到长安时受到唐朝宰相房玄龄等官员的欢迎，此后在皇宫藏书楼译经著文，获准传教。景教在唐朝曾达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崇道毁佛、下令灭教，殃及景教等外来宗教，从而结束了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
基督宗教第二次来华传播为元朝的“也里可温”的发展。“也里可温”亦称也里可温教，是元朝时蒙古人对来华基督宗教及其信徒的统称。“也里可温”一般被理解为蒙古语“有福缘之人”的音译，亦有人认为乃意指“上帝教”、“信奉上帝之人”或“奉福音教人”。“也里可温”作为基督宗教在中囱的第二次传播，一方面为景教在元朝的复兴，另一方面则指罗马天主教首次到中国来传教。从景教在元朝的复兴来看，“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维绪”。唐武宗“灭教”之后，景教在中国内地虽然已不复存在，却仍在一些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中留存。随着元朝的建立，景教重新传入内地，在许多地区得到发展。例如，忽必烈所委派的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就“有志于推广教法”，曾在其所辖之地大力推广景教，后又“休官务建寺”，修成江南一带著名的景教“七寺”。至1330年，西亚索尔坦尼亚景教总主教曾宣称在中国景教徒已达3万余人。从罗马天主教在元朝的传播来看，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鲁布鲁克等人先后出使蒙都和林，至1294年教皇特使约翰·孟德高维诺抵达汗八里(今北京)，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孟德高维诺在华建堂布道、蒙文译经，并于1307年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任命为汗八里总主教区总主教。此后罗马天主教曾派出七个主教来华协助孟德高维诺传教，其中有三人到达，并开辟了泉州等主教区。元朝天主教在其鼎盛时期曾发展了3万多信徒，但随着1368年元朝的覆灭，“也里可温”所涵盖的景教和天主教亦跟着消亡，这意味着基督宗教的第二次来华以失败告终。
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这次传教始于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国广东上川岛，但他因明朝海禁而无法入内地传教，不久即病死岛上。此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公匝勒等人在澳门建堂传教，从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等人虽最早入内地传教，但未获成功。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到肇庆传教建堂，此为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真正开端。1601年，利玛窦与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一道“儒服入哀”，获准长驻北京传教。此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如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卫匡国等人按利玛窦的方式以其西学知识来助其学术传教，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在这种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清朝康熙皇帝则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样，中国天主教至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已达30余万人。然而，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为首的天主教在华传播一方面受到中国一些高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在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和传教士内部也因“中国礼仪”问题及在华传教策略之争而形成分歧和矛盾。前者引起各地教案和全国禁教之风，后者则围绕“中国礼仪之争”而发展成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权威之争。1715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从这日起》通谕，宣布在华传教士不得重提中国礼仪问题，违者将被视为异端而革出教门。清朝文献称这一通谕为《禁约》，康熙皇帝因此而针锋相对，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土出境。自1723年雍正登基后，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教所取得的成就亦付诸东流。
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而其得以在华真正立足则是凭借着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至19世纪末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基督教各传教差会如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归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循道会、贵格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亦先后来华传教，在中国各地建堂创会。到19世纪末，其来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发展信徒达8万多人。伴随着中西政治、经济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传教士在华办报、办学和办医等出版、慈善事业对中国近代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影响。20世纪初中国“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以来，不少中国基督徒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和教会“本色化”、“中国化”运动之中，开始了中国教会的现代发展。1949年之后，中国基督宗教更是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全新之路。因此，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乃与整个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命运和发展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