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之弟载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分析道：“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紫禁城的黄昏
1910年的载沣，已经在上一年成功地把心腹大患袁世凯以“足疾”赶回了河南老家。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
公元1910年1月1日，也就是大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只剩下了不多的时光。再过两年零一个月多，隆裕太后和尚在冲龄的溥仪，将在紫禁城养心殿挥泪对臣工，举行最后一次朝见礼仪。
但在这一天，重重宫墙遮掩着的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在波澜不惊地处理政务。这已经是新政改革的第九个年头，帝国的统治者们希望可以整合传统社会并守住清廷的统治。
这是一个寒冷的北方早晨。
头天黎明的大风刮走了北京城密布的彤云和满天的雪意。什刹海北沿，醇亲王府邸的南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出来。那马车是由两匹白马拉着的四轮轿顶车，两旁是护卫的马队。此时大概是五更天左右，京城陷在一片深蓝色的微曦之中。
轿子沿着王府东墙根走进了甘水桥胡同(今甘露胡同)，然后又转到了鼓楼西斜街。到达鼓楼的时候，天渐渐放亮。穿着厚重棉袍的行人们缩着脖子走在清冷的街道上。昨日的大风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使得京城看上去不那么肮脏了。马车经过鼓楼前的一道短墙，轿子里穿着锦绣官府的人掀开了轿帘，瞧了瞧外面。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扑入了轿子，轿中人打了个寒颤，心里紧了紧，放下了帘子。马车接着驶过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进入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
受命于危难之际
每当走到养心殿附近，摄政王载沣就自然而然地严肃起来。尽管只有二十六岁，载沣此时已经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自从一年多前长子溥仪入继大统成为大清国的小皇帝，治理这个广袤国家的重任就落在了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身上。最近他刚刚得了一个女儿，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这个小格格的诞生，令年轻的父亲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喜悦。
“早朝”是宫廷里最隆重的事，宫里专用名词称“早起”，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王公、满汉大学士等最高级核心权力层的官员们，传达谕旨、听候奏对、接受觐见，偶尔也在乾清宫召见封疆勋吏。一般要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在慈禧太后和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死去之前，身为王公、军机大臣的载沣在无数个冬天的早晨站在养心殿里，恭敬地接受明殿的黄纱屏或者东暖阁的黄幔后面传达下的旨意。作为天潢贵胄，他的政途也算出奇地顺利。1901年，年仅十八岁，载沣就以皇弟身份，出使德国，为上一年德国公使遇难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因为据理力争不向德皇行跪拜礼，为清国赢得了外交上的小小胜利，年轻的亲王声望激增。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他被授“军机大臣学习上行走”，不到一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但是能够成为大清国实际上的一把手，载沣大概并没有想到。
诸多史学家认为，是慈禧的私心让她选择了三岁的溥仪“继嗣同治，兼祧光绪”，同时让性格软弱的载沣摄政，准备在接下来的新皇时代继续垂帘听政。载沣之弟载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分析道：“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对自己的这位兄长，载涛评价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这样的一位摄政王，“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很难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对某个时空点的历史行动者而言，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资源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所能做出的只能是局部理性和局部信息下的决定。光绪皇帝死时，皇室溥字辈近支中，恭亲王溥伟年岁最大，他曾经被舆论认为是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据说，两宫病危时，他在内盘桓了一昼夜。但慈禧太后在病榻前留下的政治遗嘱并非毫无道理。
在他的兄弟和儿子们看来是弱点的谨慎和懦弱，使得载沣在朝廷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势力中，一直保持着相对超然的态度，表现出谦抑退让的性格，博得不少人的好感，也易于为各种势力接受，进而成为总揽全局的统治者。在当时，载沣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人物。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首先使用汽车、电话，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自入军机以来，他参与主持过有关宪政的讨论，倾向于立宪救国，容易获得立宪派的支持，加上他是光绪的胞弟，不得不说，他是整合皇室、立宪派等各种力量的合适人选。
另外，慈禧也有用他来牵制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倒戈，醇亲王府一系的政治势力和袁世凯有解不开的恩仇。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又传闻说光绪临危时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据载涛回忆，载沣生前没有说过，所以不晓得是否真有其事。溥仪则断定，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
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选择载沣摄政，也许有个人的私心，也不会是完全的心血来潮、昏庸误国之举。
这是慈禧的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为致命的错误吗？
“当中国最需要一个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的关键事情，慈禧竟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选择了最不适于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人物来充当此任。”但是，历史学家的逻辑，不可能正好就是历史的逻辑。
摄政之初，对以载沣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社会各方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