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拓跋焘对群臣说，崔浩智谋无人能比，预测无不应验，并下旨中枢部门，如有大事不决先征询崔浩，但当他要学苻坚列阵大江之北时，他发现崔浩总是在阻扰自己，这个谋略无双、职位无上的汉族司徒大人(司徒已是最高级别的官职)，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帮助南人的意思吗？
多年来拓跋焘不止一次地喝止了群臣对崔浩的构陷，但他也明白，一直以来没人喜欢这个白马公的大儿子。
这年，崔浩陪同胜利者拓跋焘临幸太原，君臣登上高陵，俯瞰万里山川，皇帝看到崔浩得意忘形地向同僚大发感慨，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之违失。何等意气与豪情！皇帝还无法忘记一件事，就是崔浩少年时就拿自己和大谋士张良比，认为自己之谋不亚于张良，而在稽古方面，张良则不如他。
崔浩是一个无缝可叮的蛋，他清廉又谨慎，就是在书法创作之余，也不忘把《急救章》中的“冯汉强”写成“冯代强”，以显示他虽为汉人却一心向“代”(魏)，然而一个人的缺点或破绽，恰恰是他优点的延长。当大魏国的军队节节胜利时，崔浩这个讨厌鬼就应该有一个稳妥的安置。
既然他这么喜欢讲历史，又一心向“代”，就让他把四十年前那部没有写完的国史《代记》重写一遍。这不仅可让崔浩从军队撤身，从此困身于兰台，还可以让一批他这样的汉人知识分子皓首穷经，顺便还能用四十年前那庄血案提醒他们别太骄傲。
四十年前，崔宏的同僚、好朋友邓渊，奉命参照歌谣《代歌》，修成国史《代记》三十卷。但他似乎只顾维护史官实录的传统，却忘记了修史本身作为一种国家行动，势必要维护皇家的体面。在他的《代记》里，不仅兄弟娶嫂嫂，外甥娶姨母，还有公爹娶儿媳的奇葩往事。
这往事本来在刚从氏族社会步入集权国家的鲜卑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此时，孜孜以求地进行汉化多年的鲜卑人则已不堪回首，拓跋珪最后找了个生活作风腐化的借口斩了邓渊的脑袋。
现在孙子拓跋焘又来昭告崔浩：祖宗的遗志，寡人的功业，恐坠而不垂，唯君能当次重任，如实记录之。崔浩当然知道邓渊故事，但他实在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让他不仅不排斥这份新工作，反而有一种欢欣鼓舞。
原来这正是崔浩多年来一直想要的事业，这事业似乎比随军谋划、屡建奇功还要引人入胜，自汉失其鹿，群豪逐之，天下就打个不停，魏晋以来虽短暂一统，但不久又陷入更大的混乱：五胡乱华。在崔浩看来，那由尧舜周孔一脉传承的华夏道统之所以还没有坠落，正是他这样的家族之力，周道不行，孔子作《春秋》，现在他终于可以像圣人那样，把他对人伦政事的针砭永垂后世。
他的内心真是充满骄傲与感概。的确，没有人像他那样沉迷于讲述先王之道、治乱之迹。史家概括他“好古识治，时伏其言”是有道理的。他的博学和口才曾经吸引明元帝通宵达旦听他滔滔不觉，还赏给他盐和酒，寓意听君之言犹如寻味于盐酒。不过，在鲜卑贵族看来，他彻夜给皇帝讲授历史是在蛊惑明君重用汉人，排斥鲜卑，而他和寇道士自夜达旦、神情严肃地谈论着古代治乱变迁，则是狼狈为奸。
这样说其实也不太过，因为在灭佛运动中，崔浩曾遭到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恭宗的顽强抵抗。他与寇谦之不惜做法托梦，蛊惑拓跋焘处死太子的一个重要羽翼，这也迫使太子走向崔浩的对立面，成为他灭门惨剧的重要幕后推手，但崔浩为了让他心中那些神圣的道统或文脉不至于陨落，前后二十年，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史书的写作。尤其后十年，他监秘书事，总裁一切修史事务，又有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杰出者帮手。
然而当郄标和闵湛等下级史官提出要把崔浩总编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作为万世典范时，助手高允却对另一名编修者说，我们恐怕都要被崔浩害死了，一个也逃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