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遭到日军报复，便把29军军事会议上中方布防情况，送到了日军司令部。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第一个给日本人送情报的汉奸潘毓桂
据抗战史学家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遭到日军报复，便把29军军事会议上中方布防情况，送到了日军司令部。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十分欢喜”
当时，日方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以华制华”。这就需要代理人。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但曹锟直接拒绝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 政 府 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 “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
你争我抢
在伪政府内，大小汉奸为了利益你争我抢。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 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自称“外臣”，特意写了诗感谢日本天皇，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汉奸们积极维持“治安”，还协助日方掠夺中国资源。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 “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研究显示，该“委员会”掠夺的物资“取得了超出预算数量的成绩”。
难逃一死
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法院公审王揖唐时，他伪装生病，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曾睁开。然而，在1948年9月被枪决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在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