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成为战国首个崛起的大国。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理优势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信修睦，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
不拘一格识人、用人，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先说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曾前来借师伐赵，赵国也曾想借师伐韩，魏文侯采取和事佬的态度。“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后来，知道魏文侯是希望两家和平友好，“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了三晋的结盟，自己因此成为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在内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过改革，化解矛盾;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不拘一格，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变法。李克(公元前455-前395)变法的宗旨是为了富国强兵，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国家鼓励垦田、激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克)，悝(克)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又说，“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序》中说，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法原于儒”)。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只要务实，用之于治国实践，就不能没有法制手段。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治家(唐太宗)、政论家(贾谊)莫不如此。而其源头则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克。
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看他亲近谁，富贵看他结交谁，显赫看他保荐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魏文侯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任谁做国相了。李克的这一套识人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乏类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刚出门，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是谁啊？李克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唰地变了脸，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魏成、翟璜的差别在哪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中，他以“文学”见长。有人甚至认为《论语》的编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门人之手。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一个“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概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当时诸侯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史记·魏世家》记载说，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当然，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你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歉。“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智有短长”(《人物志》)。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这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欣赏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和谐，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迷惑地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田子方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当在用人当否，不宜对臣下的具体工作，作即兴式品头论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贡的高足，深谙领导艺术。
还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约前432-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意思是说，是富贵者可以高傲，还是贫贱者可以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也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大纲。他在文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魏文侯治国理政，不仅有成就，而且有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明君治国的微型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