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爸爸见过我的奶奶，但是他也没办法，尽忠不能尽孝，当时已经死了不少了。最初没有想到闹革命的严重后果，但是随着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蒋介石就下令杀绝徐家。1930年，一开始是“杀绝徐族”，后来是捉到女的就卖，逮到姓徐的就杀，都不敢姓徐。父亲离开鄂豫皖参加长征的时候，家里已经死了66人。解放后，在家乡已经没有跟他同辈的老人了。
“黄陂有个臭豆腐”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记者：1936年的夏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前往陕北苏区，要探寻“红色中国”。他采访了毛泽东和很多红军将领，后来在书中对您父亲的描写用了“大名鼎鼎”和“神秘”这两个词，他对这位出身贫苦的将领的身世非常着迷。有人叫他“泥巴人”，有人叫他“臭豆腐”“徐老虎”，甚至徐海东也不是他的本名，给我们讲讲您父亲的身世？
徐文伯：我老家是湖北黄陂县，我最早是1960年回去过，那时候他出生的屋还在，他烧的窑也还在。“泥巴人”就是做窑的，我们家七代都是窑工，父亲是第七代，做了11年的大水缸。做水缸很累，要很有力气，累的时候总要喝点酒来解乏，所以我父亲的酒量是比较大的。他参加革命以后也离不开酒，打仗的时候，警卫员给他背的水壶里装的都是酒。战场上不能说拿酒来啊，他就说拿水来润润嗓子，警卫员就知道了，就把酒拿给他。
我父亲家兄弟姐妹14个，父亲是老幺。他和我大伯的孩子一起出世，那在农村是不光彩的，我爷爷就准备把他淹死，我奶奶舍不得，就这样把他留下来了。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好打抱不平，看不惯就要讲，就要打，不管你是谁。后来，他打了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私塾也不敢教他了，一共读了三年书，于是就开始了他的窑工生涯。
，徐海东
记者：其实徐海东并不是他的本名，为什么要改名呢，而且改了不止一次？
徐文伯：对，他原名徐元清，后来参加北伐改名为“少奎”，觉得“元清”不够革命的气魄。到1928年他搞暴动，家里人被杀，暴动没成功，为了表示决心，一定要把革命再搞起来，他改成“徐海动”，大海闹动，要像哪吒一样把大海闹动起来，后来人们听来听去，就听成“海东”了，都喊他“海东哥”，“海东哥回来了”，所以爸爸就干脆改成了“徐海东”。
记者：您父亲很能打仗，是当时第二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整个四方面军有“徐老虎”之称，但是“臭豆腐”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呢？
徐文伯：我记得陈再道叔叔给我讲：文伯，你知不知道关于你爸爸的民歌，他就唱起来了，“黄安有个赵次吾，麻城有个邱江埔，黄陂有个臭豆腐”。“黄陂有个臭豆腐”就是我爸爸，也是当地最早起来闹革命的，这三个人在当地广为流传。“臭豆腐”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爸爸家里很穷，到10多岁了，还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一身泥巴，他的嫂子们看到他，说简直就像一个臭豆腐，就这样叫起来了。
参加革命以后，蒋介石就是不能消灭徐海东，打一仗败一仗，蒋介石就讲徐海东跟他的名字“臭豆腐”一样，粘了就甩不了。这个故事是陈赓叔叔跟我讲的。他说蒋介石讲这个“臭豆腐”就是惹不起，粘了就跑不了。
而且这个“臭豆腐”整个世界都知道。在东北，解放军最初的王牌部队，一支是三十八军，一支是三十九军，三十九军就是由爸爸的十五军团，就是原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起来组成的。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次，美军39辆重型坦克一下子冲到三十九军阵地，结果一辆都没回去。这个部队美国人没有见过，后来他们一调查，就报了：三十九军，徐海东旧部，后面加了一个括弧，里面写“臭豆腐部队”。
记者：真是惹不起的“臭豆腐”，据说他最早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只有一支手枪，八粒子弹？
徐文伯：1925年，爸爸和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想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到了广东正好碰到国民第四军，就是叶挺的那个部队，师长是张发奎，我父亲当代理排长。第一仗就是打汀泗桥，他领的一个排消灭了吴佩孚4个炮兵连，缴获了12门炮。张发奎非常高兴，全师集合，把我父亲叫到前面，当众表扬，把父亲提为少尉排长。
汀泗桥以后，我父亲就随着北伐军打了贺胜桥、南昌，一直打到郑州，又返回武昌。这时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党组织告诉我父亲，说你赶快离开部队，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了！有一次值班，他带着1支手枪，8粒子弹，把花名册一扔就走了，跑回老家。结果老家正在组织农民自卫军，缺乏军事人才，他就担任黄陂的军事部长，一开始确实只有13个人，1支手枪，8粒子弹。
徐海东在红军将领里是出了名的能打，一次他以2000人的部队击溃了敌人一个师，并俘获了敌军师长。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徐海东曾在北伐中担任少尉排长，大革命失败后，徐海东回到家乡成立了农民自卫军。鄂豫皖根据地逐渐发展为全国第二大苏区，红军创建初期，在国民党的缉拿名单中，徐海东和毛泽东、彭德怀是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
“战场上是个凶老头，战场下是个好老头”
一天，彭德怀为斯诺引见了一位年轻指挥员，斯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而这位羞涩的军人就是斯诺急切想要见到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大名鼎鼎的徐海东。
记者：当年斯诺在去十五军团驻地的路上，到处可见国民党飞机散发的传单，上面印着：“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当赏洋10万。”斯诺对徐海东的身世、性格非常着迷，我们现在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描写，眼前出现的便是一位羞涩、内向的军人，我们很想知道徐海东在战场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徐文伯：我也是听他战友说：“战场上是个凶老头，战场下是个好老头，跟大家打成一片。”
我父亲这个人脾气暴，他讲自己的缺点是有军阀作风、脾气急。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第二声，叫你马上冲，你就得马上冲，你要搞慢了，他手里有一条马鞭子，“啪”就一鞭子，全军都知道他严格。
1956年1月8日，徐海东(右)同王震在大连
长征途中，有一次与国民党刚打了一仗，特别劳累，大家都睡觉醒不了。当时还下着大雪，马上要出发，吹号大家都没听见，他就着急了，他一个一个房间去找，他拿着一个棍子打出200多人，当时假如晚了，就全部被国民党抓了。还有一次在于家河战斗中负了伤，子弹从脸上打穿了，警卫员说：“军长，你负伤了。”他就很凶地说：“谁负伤了？”他怕影响军心，结果警卫员很委屈，明明是负伤了嘛，事后他就诚心地向警卫员道了歉。在下面他与全军打成一片，是个好老头。
我父亲负了9次伤，8次枪伤，1次是红枪会往屁股上戳了一枪。所以他身上有17个枪眼，17个洞，他洗澡的时候我就帮他数。他负伤多，所以知道负过伤以后需要什么，打完仗第一要慰问伤兵。有一次他负伤后正是年三十，没有一个人来看他，那时候心里非常难受。所以他打仗，所有的伤兵他都一一看到，全军上下特别敬重他。
1932年，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围剿”，张国焘被迫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和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在苏区坚持斗争，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20万国民党大军和满目疮痍、日渐缩小的根据地。张国焘只留下一封信，指示军事方面由徐海东负责。
记者：在张国焘后来的自传《我的回忆》中对徐海东的评价非常高，因为他最终把红二十五军带到延安，并且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非常年轻是吗？
徐文伯：对，平均年龄18岁。红四方面军发展的人很多，而且在老苏区牺牲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参加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前面死了后面上。当时红二十五军的战斗部队都是以18岁以下的战士为主，战士都很年轻，我母亲参加长征的时候才16周岁。所以，后来苏联也出过一本书就是《徐海东和他的童子军》。
他这个部队非常年轻，但很能打。二十五军有个传统，就是凡是来参加二十五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怕不怕死，你要怕死就不要到我们二十五军来。
记者：当时国民党对各大苏区全力“围剿”，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全部被迫长征，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与中央几乎断了联系，是怎么决定北上的？
徐文伯：我父亲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四方面军在松潘会师了，后来交通员又送来消息，说中央红军过来了。我父亲和政委吴焕先就决定要去迎接中央，留下一部分人坚守鄂豫陕。红二十五军被称为第二抗日先遣支队，第一支队是方志敏，被消灭了，没有走出去。我父亲和吴焕先带着部队一直打到天水，还接不上消息。但是蒋介石看到这支部队挺强的，就连下5道命令，要先消灭“徐匪”，再消灭朱毛，集中精力来打我父亲领导的部队。
父亲就跟吴焕先叔叔商量怎么办，我父亲当时讲了三策：迎接到党中央是上策，进陕北和刘志丹会合是中策，回陕南是下策。吴焕先问为什么回陕南是下策，爸爸讲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教训我们要接受，现在在我们的身后也有一条跟大渡河一样的泾水，你要渡不过这条泾水，就要全军覆灭，吴焕先同意了这个意见。但这时他们打到天水还没有迎接到主席，而且失去了联系，这样父亲和吴焕先决定先进陕北，与刘志丹会师。
记者：就在北上的路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当时您父亲跪在坟前大哭，他给您讲过当时的情景吗？
徐文伯：讲过。他与吴焕先的感情很深，非常怀念焕先叔叔，每次跟我讲都会流泪，他们是一起共患难、同生死的战友。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一文一武，文是吴政委，武是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离不了我，我离不了你，到这种地步了。打仗的时候、最后决策的时候，爸爸总要找吴焕先，因为他是政委。从鄂豫皖到长征，他们是二十五军的两个灵魂。
他牺牲以后，爸爸抱着他的尸体大哭，把吴焕先平时爱穿的呢子大衣准备好，亲手给吴焕先洗脸、洗身体，然后把呢子大衣给他穿上，买了最好的棺材，把他埋葬。埋的时候，爸爸跪在坟头当众宣誓，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红二十五军带进陕北。
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突破层层堵截，一步步向陕北进军。
1935年9月，与陕北刘志丹会合。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终于见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杀绝徐族”
记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在您的老家有一座10米高的“徐海东亲属烈士墓”，上面刻着徐向前手书的四个大字“光荣流血”，究竟徐家有多少人在革命中牺牲？
徐文伯：死了66口人，近亲27人，远亲39人。斯诺采访的时候就问到这个问题，斯诺都不相信他的耳朵，就问：“什么？”我爸爸说66人，这件事情使斯诺理解了中国的阶级斗争。
这66人是多次杀的，有一次杀了20多人，其中参加革命的不少，我的伯父、大伯他们后来都牺牲了。
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爸爸见过我的奶奶，但是他也没办法，尽忠不能尽孝，当时已经死了不少了。最初没有想到闹革命的严重后果，但是随着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蒋介石就下令杀绝徐家。1930年，一开始是“杀绝徐族”，后来是捉到女的就卖，逮到姓徐的就杀，都不敢姓徐。父亲离开鄂豫皖参加长征的时候，家里已经死了66人。解放后，在家乡已经没有跟他同辈的老人了。
毛主席就说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66人，他跟我父亲也讲这个事情，爸爸讲我在家里是行孝，我在外面闹革命，我就要尽忠，家里面的事情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尽忠尽孝不能两全。我只能选择尽忠，只能选择一个。
“沉疴不起经三载，髀肉重生已白头”
多次的死里逃生，使徐海东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1939年，徐海东被派往华中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指挥并取得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的第一次胜利后，他吐血病倒了。
记者：您父亲第一次吐血是什么时候？
徐文伯：他第一次吐血是1932年，就是四方面军走后，他23天没有睡觉，都穿着衣服，有时打个盹，结果把敌人打败了以后，他一连睡了三天，起来以后就吐血，那时他当师长。
记者：在华中病倒前，您父亲指挥了在新四军上任后的第一仗，这一仗对当时的新四军来讲意义很大是吗？
徐文伯：是的。1939年11月到了华中，12月周家岗战斗，消灭日伪军160多人，还抓了一个日本少校。原来新四军在华中不敢打，因为日军太强，所以这一仗是个奠基仗。这一仗是我父亲亲自指挥的，但他自己很不满意。1940年1月28日，父亲就病倒了。
1947年，徐海东，周东屏夫妇与子女在一起
积劳成疾的徐海东在华中病倒时年仅40岁。从那时起，这位驰骋沙场的战将永远离开了战场。那一年，抗日的烽火正在熊熊燃烧，他个人的军事生涯才刚刚到达顶峰。徐海东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他都要与病床为伴。
记者：您父亲的病究竟重到什么程度？
徐文伯：那时候，父亲的担架都是特制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肺都肿起来了，不能盖被子。是我母亲想出的办法，上面弄个铁丝架，被子盖在铁丝架上，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只要碰一下就吐血。
到了反“扫荡”的时候，当时毛主席给新四军来了一封电报，讲海东同志是军队的一面旗帜，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敌人抓去。谭震林亲自组织警卫连，这个警卫连90%以上是红军，班排(级)来当战士，连营(级)来当排长，团长来当连长。这个连的战斗力非常强。
记者：当时为什么不把徐海东送往延安或者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后方？
徐文伯：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毛主席给他发电报，能否让蒋介石同意，让徐海东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结果蒋介石不同意。当时陈毅、谭震林都派人到南京、上海买药，对爸爸是实报实销，这在当时是最特殊的。
记者：您父亲病倒时才40岁，正是军事生涯到达顶峰的时候，让他离开战场肯定心有不甘，内心非常痛苦。
徐文伯：当时虽然他病了，但对时事还是非常关心，不管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恨不得自己上去打，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知道不行。
皖南事变那一次，开始不敢跟他讲，后来跟他说，那对他简直是天大的耻辱，结果吐了一脸盆血，那次太危险了，已经是不行了。他的衣服准备好了，悼词也准备了，跟毛主席讲已经不行了。
记者：您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后来毛泽东亲自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什么内容？
徐文伯：当时是新四军领导陈毅、张云逸都向中央报告，说我父亲还在坚持工作，怎么办？主席就给我父亲发了个电报。父亲后来回忆说电报有200多字，讲主席在延安不能来看望，听说你还在坚持工作，送你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看到这个电报，我父亲流泪了。
潘汉年探望徐海东后写下七言绝句：“劲绿成荫曲径幽，门前一湾小溪流。沉疴不起经三载，髀肉重生已白头。”
“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1935年，徐海东与红军战士周东屏结婚。他们相识在战火中，相爱在战火中，几十年的患难生死，他们的感情真切而深沉。
记者：您父母的感情可以说是在战火中培养的，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愈久弥坚，他们是怎么相识的？
徐文伯：我爸爸跟妈妈相识是在长征的时候，当时决定女同志都不要参加长征，因为路太远了。部队里只有7个女同志，就给她们一些钱，安置起来了。我母亲是童养媳出身，反抗意识很强，她不干，给我什么东西我也不走，就在田埂上跟参谋长闹。这时我父亲过来了，说这小姑娘怎么回事。然后问清情况，就把她们带着了。
记者：当时是他们第一次相互认识，一位是军长，另一个是女战士。后来您父亲负伤，您母亲一直照料他，两人就是这样开始相爱的吧？
徐文伯：对，那是爸爸负伤最重的一次，我母亲是二十五军的护士。谈恋爱就在这儿，当时爸爸负伤的时候，妈妈用口把血痰吸出来，后面三个月都是我妈妈照顾的。
徐文伯
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非常简单，是在永平跟刘志丹会师以后。结婚以后要到司令部去，妈妈不敢进，爸爸的大衣比较大，就把她遮在后面，就这么盖着进去。人们一看军团长怎么四条腿，他说这是徐海东式的大衣。(笑)
记者：翻相册我们看到很多您父母在一起笑得很开心的照片，您父亲也曾经说过，“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是吗？
徐文伯：父母感情非常好。1938年一大批女学生到延安，其中有人就让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说给你介绍个漂亮的。凡是来说的，他就骂太混蛋了，我们是战争中培养的感情。
后来到了大连以后，苏联原卫生部长来给爸爸看病。看片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早就不在了吧。后来见了爸爸，大喊奇迹，说你能活着真是奇迹！又问妈妈怎么照顾，爸爸躺了这么多年，他身上没有长过任何疮。妈妈说就是每天都清洗，再就是吃些中药。那个苏联专家说，没有夫人，你活不到今天，夫人对你的照顾完全符合巴甫洛夫学说。
1951年，总理到大连，对我妈妈说：“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海东同志。”1959年国庆节，中央专门发来请柬，让妈妈坐在上将席。
爸爸病了近30年，一直讲，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辉煌到淡泊
记者：您父亲的纪念文集上有一句：“徐海东早年辉煌、中年淡泊、晚年凄凉”，话说得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也反映出他的一种状态。从1940年到1970年他病了30年的时间，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很想知道，他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呢？
徐文伯：如果静养肯定养不下来，他感到还有事可做，不是那么孤独。他睡在担架上，很多叔叔来给他介绍敌情，他就讲怎么打，结果后来一打准胜。所以当时在淮南就说我父亲能掐会算，神了。所以这些老叔叔们都信任他。这对他是很大的鼓舞，因为他是以打仗为生的人，一天不打仗就不行，他在延安跟毛主席讲，我一打仗病就好了，主席讲这是你的发明。
记者：您父亲曾经多次病危，有没有撑不下去的时候？
徐文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乐观。有好几次病危，他却反过来安慰妈妈、安慰我们。说人总要有一死嘛，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能安慰他，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哭，说好多同志牺牲了，刚才还在说话，一出门就牺牲了，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
1945年，日本投降了，父亲讲我这个老病号把小日本给熬垮了。他总是这么乐观。他相信：总有一天我能站起来。
1956年，他被选为八大代表。这时爸爸在大连恢复得很好，能走得很远。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打来电话要见爸爸，他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爸爸下车，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他了。毛主席那个院子很大，他们手挽手就这么样走进去了。
我记得当时爸爸还跟主席讲，他很惭愧，你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毛主席讲，不是你没完成，是你病了嘛。1956年开会，中南海他都能走进走出，那时身体确实是好转了。到1958年，他想试一试，看看身体到底怎么样，就回老家。到了武汉参观、回老家，因为心脏不好，又病了。本来他想跟主席讲要正式工作，但这时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过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春节，新四军二师四旅，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200多人，好家伙，大炮仗，大竹子挑着20多挂炮仗;军号，一个连的军号吹着，来给爸爸拜年，全部到爸爸面前行军礼。爸爸起来，坐起来。这是1944年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壮观！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全城老百姓都来看……
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徐海东的人生轨迹，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敬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
逝去的岁月和往日的荣耀已经成为共和国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这位战斗不已的战士仍旧顽强地前行，他敬献的是一位军人对祖国的赤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