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袁世凯在人们心中是“窃国大盗”，是个奸雄。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之道，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创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李大钊，早年对袁世凯有过一段从真心拥护到公开批判的真实经历。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此时，中国还是实行封建帝制的满清皇朝，而他毕业之时，已是实行民主体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连学校的名称也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改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他与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力量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力量的同意携手，对国家和民族的中兴有望，充满欢欣。他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绩，一度赞扬袁世凯堪与拿破仑、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媲美。当听到日本狂热的侵华主义分子中岛端指责袁世凯是“奸佞小人”、“荣禄的爪牙”时，李大钊毫不客气地一一反驳。
究其缘由，李大钊拥袁是有来由的。那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并不像后来那样对袁充满指责的声音，而是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统一”和“稳定”。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能起非常正面的作用。李大钊倾向于以宪政的方式在袁世凯领带下统一中国，也是符合情理的事。
事实上，民国初年的中国，刚从封建帝制转化而来，民众的政治意识也好，精英们的政治意识也好，都处于幼稚的状态。北洋政府一提出宪政，举国上下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的组成人员并无欧美国家政党组成人员那样的综合素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结党”达到“私营”，捞取本党利益的最大化。李大钊对此当然不满意。他认为必须通过一个公认的领袖挺身而出，把这一切理顺，从而建立起完备规范的民主国家体制。而袁世凯自然是理想的领袖之一。
然而历史终究要水落石出的。在袁世凯称帝后的1916年2月，应进步党领袖人汤化龙的要求，李大钊从东京回到上海，参与反袁斗争。在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后，他的历史观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英雄史观”变为“群众史观”。他认识到，必须通过启蒙，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将盲目崇拜英雄豪杰的心理转变为依靠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