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家统一得到休息的旬假、节令假，唐朝还有不少给人生重要时刻放的假，显得相当人性化。
综合《唐六典》、《唐令拾遗》及《太平御览》的记载，以一位出生、成长于南阳，但在洛阳上班的唐代公务员为例，假如其十七八岁就参加了工作，二十岁时举行成年加冠礼时，上司会给假三天，并且“给程”，也就是来回路上耗费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将来，他要是参加五服之内亲属的冠礼，也会给假一天，但不给程。
如果这位官员年轻有为，被上司提拔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锻炼，会给一个为行程做准备的假，叫做装束假。其长短视路程远近而定，“一千里内者四十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者七十日，过四千里八十日”。唐朝疆域广大，玄奘的父亲就是在漫长的上任路上遭人谋财害命，所以出趟远门要带足东西，还得留神安全问题，得好好准备准备。
假如这位官员二十二岁结了婚，会有九天的婚假，给程;有亲属结婚，也会依据亲疏远近，享受一至五天的假期。回乡祭祖，给假五天，给程;给亲人扫墓也有假，但只有任期超过五年的官员才有资格享受，五年有一次10天或15天的拜扫假。
考虑到很多公务员远离父母，在外地工作，不便团聚，唐朝还制定了省亲假，每三年给官员一次回家探亲的假，时长为一个月或三十五日。但是这种假，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奏请上司同意，不能说走就走，毕竟时间太长。
再往后，如果遇到父母、亲戚以及授业恩师去世，会有丧事假。老师去世，给假三天;父母去世，官员一般要解官，三年侍丁。除去这些，日常工作中，有时难免会有私事要抛开工作去忙，不要紧，每月可以请两日事故假。
考虑到唐朝官员已经拥有账面上的113天假期和不定期的辍朝假，再算上个人能休的各种事假，唐朝公务员每年的休息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今人。今人账面上约有125天假，包括春节等11天节假、104天周末以及5~15天的带薪休假。
白居易工作玩乐两不误
其实，开国前期，唐朝公务员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事务繁杂，到了休沐日或者节令假日，也常常加班。到唐高宗时，国事趋于安定，皇帝心疼下属，于是下旨说，现在天下无虞，再遇到旬休的日子，“许不视事”，大伙可以休息了。地方官立刻照此执行，但京官们还是忙得脱不开身。于是，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不得不继续鼓励官员公休，到天宝五年下令，正式免除了京官们旬节休假期间上朝的惯例，颇有些“强制休假”的味道。
白居易有长期的京官经历，又曾在江州、苏州等地做过地方官，他的诗歌无意中也透露出自己办公和休假的情况。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在《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中写道：“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下车已二月，开筵始今晨……”在《秋寄微之十二韵》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与暮，消在两衙中。”
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处理公务，分“朝衙”和“晚衙”两次，每天登堂务公两次。白居易是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个好官，他辛苦做事，所以平日里的这“两衙”忙得昏天黑地。上任两个月后，他才终于腾出空来休息了一次，跟宾朋同事尽情宴饮作乐，纵观《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十六句诗有八句是讲这个宴饮Party的美酒、美食、美女和欢乐场面，足见当日放松之彻底。
末尾，他不忘自己公务员的使命，带着微醺醉意点评当朝休假制度，说“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在治吾民和乐吾身之间，白乐天已经找到了平衡点，那就是工作日就得效命朝廷，玩命干活，休息日则彻底放松，喝他个一日醉又如何。会工作又会玩，还有政绩，所以苏州人民对白居易爱戴有加。他离开苏州时，好友刘禹锡曾作诗说“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好生不舍。
如今的公务员即便是在节假日，在公众场合喝得烂醉也是有风险的。在唐代，官员没这个顾忌，因为政务之余，朝廷是鼓励官员“任追游宴乐”的。玄宗时曾下过《许百官游宴诏》，“自今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也就是不止节假，平时只要该忙的事忙完了，想怎么乐怎么乐。甚至，官员们还被鼓励“每旬暇日寻胜地宴乐，仍赐钱”，这出游的盘缠、帐篷、酒食开支都由财政报销。唐德宗时，每逢重要节假日，“自宰相至各省奏事官员，各得赐钱五百贯文至一百贯文不等，朝廷委派度支于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过节费”已形成定例。当然，这种花纳税人的钱休假宴游的做法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准则。
韩愈不满考勤叫板上司
唐朝的休假福利足够任性，可以说在前朝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丰富而人情味十足的休假体系。虽然假是官员们所享受的，但由此促动的节假活动的兴盛，极大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时尚和风气。到后来，过惯了逢节有假的日子，遇到节庆不放假，还会引发不满。
唐代有位日本和尚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他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兴土木修筑仙台，工地上每天有三千人忙碌，其间赶上寒食节，按例应该放假七天，但朝廷不让停工，这下工匠们大恼，“怨恨把器伏，三千人一时衔声”，劳动工具扔在地上一起咒骂，结果“皇帝惊怕，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假”才算了事。与以往不同，唐代在服丧期间还可以免征劳役、赋税。这个制度在后来的各个朝代也有所采用，体现了旧时代的人文关怀精神。
但节假日多，不等于没有约束。唐代的休假制度有放有收，三品以上官员请假前要告假，假期结束了要到各自的官衙里打卡销假，叫做“参假”，超期不归则要处罚，比如，唐文宗太和八年，御史台曾规定放假逾期要罚一个月的俸禄。还有一些官员，找各种借口多得假期，白拿俸禄，朝廷的办法是克扣他的俸禄给顶替者。
到了晚唐，藩镇割据天下不稳，官员的考勤也愈发要紧，假日常被克扣。贞元十五年(799年)，汴州叛乱，韩愈带着家人从开封匆匆逃到徐州，谋了一个节度使推官的小官做。结果上班头几天就有小吏来告知，半年之内必须每天“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相当不爽，但怕丢了工作没有立即发作，忍了几天终于忍不住，写了《上张仆射书》一文给上司，直言如此考勤自己“必发狂疾”。
韩愈把话说得相当有道理，你看重我韩愈，不是因为我能不能准时上下班，而是我的才能。你给我安排的活我都干了，何必拘泥于我有没有按时打卡呢？韩愈还给上司出了个改革方案，让大家“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换言之，凌晨3~5点上班，干到9点;下午3到5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剩下的时间自由安排。韩愈还说，假如您不这么干，全天下的人不光会说你只是可怜我才给我口饭吃，还会说我给你打工不是因为你有“道”，就是图俩钱而已。
韩愈说话直爽坦率，这番话放在今天也有大批拥趸，不过别忘了，考勤制度历来是老板的权柄重器，哪能讨价还价。韩愈的上司是南阳人张建封，能文能武也爱才，他是如何回复韩愈的不得而知，但怕是难完全遂韩愈的愿，因为第二年夏天，韩愈就辞官去了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