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梁思成、梁思永同列榜上。四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梁思礼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
对不熟悉科学史的人来说，三人也许多少有点陌生，但他们的父亲却是谁也都知道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启超育有子女十四，成人者九，除此三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八子梁思礼)因列名院士而暴得大名外，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在各自的领域内成就非凡。
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谁都知道，从戊戌变法到后来办报写文章，再到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以至后来领导护国运动、讲学清华，梁启超都马不停蹄，即便是后来退隐政坛，也被各个大学请去讲座，公务繁忙，自不必说。
我们不禁要问，梁启超哪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是九个孩子，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子女个个成才。
不能否认，九个孩子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但父亲的耳提面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读新出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父亲的谆谆教导涉及孩子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
在孩子们的学问上，梁启超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燉’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燉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梁启超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
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