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客观的说，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历史优越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暴露，特别是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古代的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但要命的是，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经史诗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实际生活中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洋务运动时期，同文馆招生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士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导致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在于不仅仅教育内容，而是关系到朝廷官员的选拔机制，。一旦科举考试的废除，这将影响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由此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便有读书人威胁要暗杀康有为;而变法失败后，科举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
甲午等战争的一再失利，使得停止武举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学务大臣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大加赞叹道：“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