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晚年的蒋介石已处于重病中，深为一位“女子”、一位“小人”所苦。蒋3月17日日记云：“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从文意揣度，这里所称，均非泛指，而是确有其人，认为他们的话不可听。
蒋介石要独居
1972年，晚年的蒋介石已处于重病中，深为一位“女子”、一位“小人”所苦。蒋3月17日日记云：“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从文意揣度，这里所称，均非泛指，而是确有其人，认为他们的话不可听。同年5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独上中兴宾馆视事。近日精神苦痛，以女子、小人为难养也，故拟独居自修。”中兴宾馆，即今之台北阳明书屋。蒋介石原来和宋美龄同居于离台北圆山不远的士林官邸，“独居”，自然是离开宋美龄。那么，这一位使蒋介石感到“难养”，认为其言“不可听”的女子可能指的是宋美龄了。说到做到。三天后的下午，蒋介石离开士林官邸，独自搬到位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
可是，上了阳明山，蒋介石仍然心情不佳。
痛恨孔令侃
1972年5月17日蒋介石日记云：“晚见令侃，心神厌恶，国家生命几乎为他所送。妻既爱我，为何要加重我精神负担？”原来，“小人”，指的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看来，孔令侃做了“大错事”，“国家生命几乎为他所送”，自然，蒋介石见了他就厌恶，而且，这件“大错事”又和宋美龄有关。蒋介石承认，宋美龄是爱自己的，但是，这件“大错事”却“加重”了自己的“精神负担”。一段时期以来，蒋介石之所以“精神苦痛”者，其源盖出于宋美龄与孔令侃也。
孔令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抗战期间，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宋美龄出访美国，争取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战时，孔令侃担任宋美龄的秘书，为宋美龄出过不少力，也因此颇得宋美龄的宠爱和信任。
1972年2月9日，蒋介石日记云：“晚为令侃事痛愤。”
同年6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间，令伟言令侃要来见我，心神为之痛苦不堪，但只好听其来见。”“令伟”，指孔二小姐，孔祥熙的掌上明珠，不仅在孔家受宠，在蒋介石夫妇那里，也很“吃得开”。孔令侃想见蒋介石，先通过妹妹孔令伟打招呼。蒋介石虽然心神“痛苦不堪”，但碍于孔令伟的情面，不好不见。
第二天，孔令侃来了，谈到和美国的关系，孔令侃很得意，但蒋介石却大为不满，6月8日日记云：“上午与令侃谈话时，任其美国对他开玩笑，而彼自以为得意，殊为可叹。”国民党迁台后，孔令侃长期定居美国，任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参事，从事对美秘密“外交”。其任务是做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例如争取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向美国购买飞机、舰艇以及武器、军火等。后曾被蒋介石聘请为“国策顾问”。从上引蒋介石日记可知，孔令侃的对美工作出了大错，但其本人却毫无自觉，所以蒋介石既痛恨这个外甥，又很看不起他，写下了“殊为可叹”四字。
过了一个多月，蒋介石想起孔令侃来还愤愤不已。7月11日日记云：“耻辱仇愤，没有一时能忘。我的病源起于令侃，我的国耻亦发于令侃，用人不可不谨慎也。”
中美关系大转折
国民党迁台后，美国政府长期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但是，也在逐步谋求调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蒋介石对华盛顿和北京的接近保持高度警觉。但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日益不安。
1971年4月，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为首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问北京，周恩来在和代表团谈话时表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同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飞抵北京，与周恩来、叶剑英六次会谈。16日，发表公报声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尼克松总统接受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目的在于谋求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非常重视北京的邀请。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明确表示：“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能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在尼克松发表上述谈话后不久，基辛格即于同月20日至26日再次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问作准备。基辛格在北京的最后一天，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蒋介石对此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事到临头，蒋介石还是有“晴天霹雳”之感。
1972年1月，尼克松连任美国第四十七届总统，和台湾关系进一步冷淡，相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却进一步热络。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应邀访问北京，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随行。2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21日至26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国际局势等广泛问题交换意见。28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这一连串的事件对蒋介石说来自然是极为沉重的打击。除了在日记中称尼克松为“尼丑”，指责他“出卖中华民国”以外，他不得不思考原因何在。
尼克松访华
怪罪孔令侃与宋美龄
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转变自有其国际和国内的深刻原因，但是，蒋介石却想得很简单，认为其原因出在孔令侃和宋美龄身上。1971年12月25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次尼丑对华政策之恶化，其咎当在令侃，而夫人仍信其言，幸得改正为慰。”可见，蒋介石将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变化视为孔令侃之“咎”和宋美龄的“信其言”。
孔令侃和宋美龄与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转变何干？查1971年12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
尼丑未当选以前，来台北相访，彼满怀我协助其选举资本，应(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乃吾妻专听令侃一面之词所致。今国患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尼克松于1946年当选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步入政界。1952年，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伙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56年再度当选为副总统。1959年，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以微弱票差被击败。失败后，尼克松先后在洛杉矶和纽约做律师。1967年4月，尼克松访问台湾，于同月10日会见蒋介石。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已因经济起飞而有钱，尼克松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从蒋介石手中得到资助，以便第二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会谈中，尼克松未开口要钱，蒋介石也就装糊涂，不肯掏钱。
蒋介石何以不肯掏钱呢？从上引蒋介石日记可知，是孔令侃的主意，孔令侃影响了宋美龄，宋美龄又影响了蒋介石。结果，尼克松空手而归。
关于1967年蒋尼会见的情况，蒋介石1971年9月28日日记也有记载：尼丑昔年在慈湖晤谈时，视为其可厌之政客，以轻薄待之，并未允其助选。从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不仅没有答应资助尼克松竞选总统，而且对他持轻视、鄙薄态度。
在仕途上蒋介石不看好尼克松，然而，事情却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第二年，尼克松在竞选中获胜，入主白宫。“此等政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介石认为尼克松之所以疏远台北，亲近北京，其原因在于报复1967年台湾之行“空手而归”之恨。蒋介石称尼克松为“政客”，这一点可能并没有说错，但是，视其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小人”，则是把尼克松看错了，把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视为尼克松的个人恩怨所致，就更错了。
蒋宋和好，日记辍笔
蒋介石搬上阳明山之后，“独居”到6月19日，宋美龄也搬来“同住”。6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夜与妻月下闲谈。”7月3日日记云：“与妻车游。”据台湾作者王丰记载：每天下午四五点钟，这是蒋介石、宋美龄伉俪坐车兜风的时间，蒋先生用过午茶和点心，通常会主动去找宋美龄，问她：“哒令(darling)！你要不要去‘车车’啊？”上引日记显示出，蒋宋二人已经重归于好。但是，对孔令侃却始终未有原谅之词。7月22日中午，蒋介石突发高烧，确诊为肺炎，从这一天开始，无法再写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