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在日记中诊断自己“一生短处缺点”
1936年11月10日,蒋氏在日记中分析自己“一生短处缺点与病源”,写道:
甲、用人未及科学方法,并无绵密计划;
乙、用人专用其才,而不计其德,不能察言知言;
丙、缺乏汇聚功能,部属中自生矛盾与冲突;
丁、本人冲动性大,继续性少,手令多而变更性繁,此乃思虑不周,行动轻率之过也;
戊、感情常胜于理智;
己、不注重提纲挈领,细事操劳过多;
庚、长于应变,短于处常,用人行政皆于临急关心;
辛、各部机关未能调整充实。
上述八点,除最末一项外,余者皆可谓蒋介石对自己“一生短处缺点”的沉痛总结。
至于蒋介石何以形成上述缺点,史家一般多归之为其成长环境,如王奇生认为:因为“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在两位寡妇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
有意思的是,某些蒋自认为的缺点——如“缺乏汇聚功能,部属中自生矛盾与冲突”——在身边亲信眼里,却是其一贯乐于奉行的权术手腕。
如陈立夫认为:“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2、上述缺点大部未能改善,部分得到“纠正”者,似亦存在异议
稍后,全面抗战爆发,蒋的上述缺点,大多亦随抗战相始终,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此深有感触,在其日记中多有描述。
譬如,1937年9月,阎锡山“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导致身处前线的万寿山部不知所措,“几于全部错移其它位”,徐永昌感慨:“委员长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再如,“日前蒋委员长手令汤恩伯军调长治晋城,关麟征军调新乡两战区,闻之莫明其妙,以为有紧急用途又不敢留而不发,及询悉无他急用又皆电请缓开,今晚决定皆各在原地留一部,此皆委员长游移不决之表征也。”
徐永昌并批评道:今日军队的一般通病,“军长不听集团军司令命令,师长不听军长命令,皆因委员长好直接与下级者通声气之弊病所致,稍有所谓多线式系统之讥,按今日国家情形,委员长实不需再致力于下级将官之笼络也”,“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
当然,也有部分缺点得到有意识的“纠正”,譬如“用人专用其才,而不计其德”——自抗战往后,蒋介石在用人方面越来越趋重于“德”,及至败退台湾,还曾因此与蒋纬国有过一番辩论。据蒋纬国回忆,为着“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
按蒋纬国的这般说法,似乎蒋介石的自我“纠正”,反倒是陷入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