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东汉的风化之美，尽皆集中在名士的身上。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东汉的名士风采。
东汉桓帝延熹年八年（公元165年），发生了 “党锢之祸”。
祸事的的缘由是：河南有一个名叫张成的方士，素来结交宦官，他从宦官的嘴里那里得知，朝廷不日就要大赦天下犯人，于是装模作样地看风望气，声称自己已占卜出日内就要大赦天下了。为了彰显自己未卜先知的高明和不凡，他鼓动大家去打劫犯罪，说就算杀了人也没事的，皇上大赦天下，很快就会获释的。他甚至直接命令儿子去杀个人来玩。司隶校尉李膺就是个正直的名士，听说了此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命人将张成的儿子逮捕归案。可是，还来不及处理，大赦的诏书真的颁布了。
按理说，诏书已经颁布，王命不可违，就该放手此事了。可是，李膺一想到张成那无耻狡黠的嘴脸，气就不打一处来，杀人放火，天理难容！他以一己之力向邪恶势力挑战，以还世道清白，宣布把张成的儿子处死。
儿子被杀，张成岂肯善罢甘休？！他迅速找到了大宦官侯览，张让等人，让他们替自己出个主意。张让就给张成支了个招，要他控告李膺结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当政的桓帝不问是非，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除了李膺之外，还把杜密、范滂和陈寔等被划为“党人”的二百多人被捕下狱。
杜密，字周甫，东汉颍川阳城（今郑州登封）人，与名士李膺齐名，时称“李杜”，太学生誉其为“天下良辅杜周甫”。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
冀州饥荒，盗贼群起，范滂奉命按察，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到了冀州境，守令自知藏污，望风解印绶去。这次被捕，到了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获罪系狱的人犯，都要祭拜皋陶。”范滂正色回答说：“皋陶是古代的正直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没有犯罪，将会代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他这样一说，其他的囚犯全都不祭祀了。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人，曾任太丘长，故号太丘，后人称之陈太丘。他的六个儿子都很贤德，也很有名望，尤其是长子陈纪、四子陈谌，品德难分高下，陈寔因此赞：“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成语“难兄难弟”即出于此，本意是说兄弟皆佳，无可挑剔，并驾齐驱。）陈寔和这两个儿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又与同邑钟皓、荀淑、韩韶等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合称为“颍川四长”。这时他只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为党人，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平静地回答说：“我不能逃了，我逃了，大家的胆气就不那么足了。”说完，就收拾衣物，从容上京投案。
这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持续十个月，没有党人被处死。倒是党人岑暖在逃亡中，杀死了汉桓帝宠爱的张美人全家二百多口泄愤。会稽郡人杨乔容仪伟丽，多次上书奏陈朝廷政事，桓帝喜爱他的才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杨乔坚决推辞。桓帝不许，杨乔闭口绝食，七日而死。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汉桓帝大赦，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
党人出狱，也就分头回乡。范滂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的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即一个名叫张俭的山阳（今山东邹城）郡督邮看不惯大宦官侯览的家属在山阳作恶，上书以予弹劾，和大宦官侯览结下了私仇。
过了三年，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侯览为了报复张俭，就指使人上书诬陷张俭，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分别立号，其本人名列“八极”，伙同其他的“八俊”、“八顾”，共同搞阴谋诡计，“图危社稷。”从而发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天下各州各郡动荡不安。被通缉的张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沿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天下人家，莫不重其名行，冒着家破人亡的牵连大罪保护他、收容他。有人得到党祸的消息，急告李膺：“祸变已至，请速逃亡！”李膺坦然说：“遇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乃忠臣气节。我年已六十，死生由命，岂能一走了之？”不但不逃，反而自动奔赴诏狱，被拷打至死。他的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并被禁锢。
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在名籍上没有写他的名字，没有受到处罚。但他毫无侥幸之色，反而大发感慨地说：“我本来就认为李膺是一代贤才，所以才送儿子到他门下学习，岂可以因为名籍上脱漏而苟且偷安？”自己上书检举自己，免职回家。杜密自感免不了一死，慨然自杀。
汝南郡的督邮吴导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他没有直接去捉范滂，而是关上门，抱着诏书呜咽哭泣。驿舍的工作人员听到哭声，莫名其妙，不知是怎么回事。消息传到范滂耳中，范滂大叫道：“吴督邮一定是不忍心抓我才躲起来哭泣的。”
怎么办？
范滂不假思索，简单收拾了一下衣物，径直前往县衙投案。县令郭揖也是个正直之士，见范滂来了，大惊失色，解下印绶，打算和范滂一块逃走。他对范滂说：“天下这么大，何处不可安身？你怎么甘心就狱？”范滂感激地对郭揖说：“范滂只有一死才能免除身边的人不受牵连，万万不能连累到你，何况，我母亲已经老了，我若逃走，不是连累她吗？”郭揖没有办法，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来跟范滂诀别。范母带着孙儿来了。范滂向母亲拜辞说：“我死了，弟弟同样会孝敬您的。您不要过分伤心，就当儿子是得病身亡罢了！”周围的人听了，无不落泪。范母却说：“你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有何恨？要有好名声，又要得高寿，天下是不会有这样的好事的！”
范滂跪着听母亲说完，起身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都没做有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一句话没说完，不由得放声大哭，挥手让儿子扶着老太太回去。即日，范滂跟随吴导上京，同样被拷掠死在狱中。
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死了一批，又牵连出一批。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相继下狱，被囚禁起来的，有六、七百人。这还远没有结束，不久，又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拘捕。另外，凡有替这些人说话的，也一律受到了严惩。有一些在海内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也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是朝廷倚重的边将，也以党人自居，直接跑到监狱自首，最终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度辽将军皇甫规认为自己是西州的英雄豪杰，而被牵连逮捕入狱的都是天下知名的贤才，就以没被捕入狱为耻，愤然上书说：“臣以前曾推荐过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人。另外，臣也曾被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所讼，是为党人所附。快来捉我入狱吧。”不过因为他的威名太盛，此事不了了之。
郎官谢弼上奏章为党人鸣冤，却很快被下到狱中。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竟被曹节乱棍打死……
种种迫害，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停止。而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清洗一空。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摧毁，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历史上普遍观点认为：党锢之祸已经严重损伤了东汉王朝的根本，所谓“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朝廷内清正的官员基本被杀害殆尽，宦官为所欲为，鱼肉百姓，最终天怒人怨，酿成黄巾之乱，为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是的，李膺、范滂等党人忧国忧民，冒死直谏，怒斥奸邪，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虽然被打压，被杀害，但他们不畏强暴，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近代伟大的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变法败后，写就一首题壁诗，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句雄壮激越，同时也不乏对东汉名士的敬仰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