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传世的杂文中，《纪念刘和珍君》是非常有名的一篇。在这篇杂文中，鲁迅留下了著名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所指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也被鲁迅认为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起惨案的直接起因其实是冯玉祥对张作霖发动的一场战争。当时北方“阴云惨淡，兵气沉霾”，曾经由冯玉祥占据上风的“国奉战争”出现新的转折，一度被逼得差点要下野的张作霖来了个绝地反击，他先是打败并枪毙了起兵反叛的郭松龄，接着又联合直鲁晋各军，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了起来。
此前国共两党为反奉倒段，采取了联合冯玉祥、国民军的策略。冯玉祥则密嘱其助手鹿钟麟，对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加以保护。这样在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由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便日益高涨，而且都将矛头集中指向了段祺瑞。早已丧失实际权力的段祺瑞被冯玉祥“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主持的执政府更被夹于各方缝隙之中，冲突方彼此间挤压得越紧，它也就越倒霉。
1926年3月9日，直鲁联军在北塘登陆，被国民军击退。国民军随即封锁大沽口，不准任何船舶驶入。大沽口涉及到“辛丑条约”，天津外国领事团及北京外交使团因此先后提出了抗议。冯玉祥的主要助手鹿钟麟只得答应重新开放大沽口，但提出条件：外轮不得为直鲁联军运兵运械，外船入口不得有直鲁舰船尾随混入。
3月12日，日本领事馆通知国民军，说当天上午将有一艘日本军舰进入海口，要求国民军放行。国民军方面答应了，但日舰一直拖到下午三点才进入海口，而且后面还跟着一艘船（后查明是另一艘日舰）。
国民军生怕直鲁联军跟在日舰背面发动偷袭，遂开枪要求缓行，日舰即开炮向岸上还击。经过一阵交火，日舰退去，双方互有伤亡。
事后，日本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联合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天津、大沽口一带的战争，撤除对大沽口的封锁，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行动。
通牒设定的期限是3月18日正午之前。3月17日，执政府外交部作出答复，除为了维护国家体面，空泛地表示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内容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外，实际完全接受了通牒的要求。
当天下午，北京各民间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在天安门前举行大型请愿活动，要求执政府驳回通牒，并驱逐八国公使出京。
执政府的卫队旅也由冯玉祥、鹿钟麟实际控制。卫队旅旅长宋玉珍年近六十，且身体又不好，具体事务方面主要由参谋长楚溪春负责处理。楚溪春就在这一天接到了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将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当时所在地）和执政府门前请愿，卫队旅被要求到时分别在这两个地点严加戒备。
因前线战事紧张，鹿钟麟已经带着部队到天津与奉军作战去了，冯派的另一名骨干李鸣钟代理北京警备司令，楚溪春接到的就是李鸣钟所下达的命令。李鸣钟在命令中还一再叮嘱，要求在学生接触时必须万般忍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
这让楚溪春感到十分为难。之前北京已经有过几次学生游行，均未出过事故，原因是那几次都有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大刀队兼维持秩序，同时与游行组织者也形成了默契。这次大刀队也随鹿钟麟去了前线，李鸣钟派不出人来与游行队伍随行，完全都要靠卫队旅独立维持。
卫队旅名为一旅，实际仅有两个步兵营和两个机枪连。楚溪春分了一下工，他亲自到吉兆胡同部署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则由卫队旅参谋王子江负责。部署时，规定前几排的士兵不准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殴打；中间几排的士兵可以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面几排的士兵才允许携带武器。
1926年3月18日上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首先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国务院门前请愿。游行队伍公推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名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
当时段祺瑞在吉兆胡同，贾德耀已匆匆躲开，卫队便答复说两人均不在。这一答复引起群情激愤，众人高唱着《国民革命歌》和“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向执政府冲去。
据在场的上尉军械员邱霖说，当游行队伍冲击执政府时，学生用带着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并且痛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这时士兵还能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定，只是一个劲地被迫后退。
眼看着学生就要冲进执政府的大门，负责指挥警卫的王子江从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急忙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的本意是让士兵朝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开始士兵也确实是向空中鸣枪的，但是并未能够吓退游行人群。游行队伍中还有组织者大声喊道：“不要怕呀！是放空枪，不要怕！”
人浪继续往前涌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卫队终于失控，他们竟然向游行队伍实施了平弹射击！
铁狮子胡同地方狭小，游行队伍人多拥挤，无法卧倒或躲避，顿时血肉横飞，陈尸遍地。现场气氛恐怖，惨不忍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