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令：“自今犯赃者无怠”。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又下令，犯赃罪的官吏一律贬谪到凤阳屯种，也就是罚去干农活。仅洪武九年(1376)一年，在凤阳屯种的官吏就接近一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贪官。在《大明律》中，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处罪特别重。其中，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之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之刑。对付贪官污吏，除去用刑法规定的“五刑”，朱元璋还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盖、剁指、剁脚、剥皮等酷刑。在官衙前，往往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专挑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办公书案旁，则有一个塞满稻草的人皮，用以震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使之触目惊心。
如此惩治贪官污吏，亘古未闻于史。朱元璋这三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企图作案的官员有所恐惧，有所收敛，而且也使贪赃枉法者能及时受到揭发、弹劾，对官员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尽管这样，仍有不少贪官污吏仍存有侥幸心理，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有钱就抓，有好处就捞。对此，朱元璋不管对方是京城高官，还是皇亲国戚，一概格杀勿论。郭桓和欧阳伦就因为贪赃枉法，死在了朱元璋的严令之下。
户部侍郎郭桓伙同他人贪赃舞弊，盗卖官粮，甚至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其贪污盗卖获得的金银折合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在闹市处死，尸体暴露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官员也统统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也都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全国各地卷入这一特大贪污案件的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对京师高官如此，对皇亲国戚也不手软。朱元璋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一向为非作歹。对此，朝廷多次申戒，但欧阳伦却置若罔闻。除了强占土地、隐匿税赋，欧阳伦还插足商业，走私贩私，向陕西贩运私茶，从中获取暴利。家奴周保还强迫当地官吏，抽调几十辆车为欧阳伦运输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骂这些地方官。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诛杀周保。
由于铁腕肃贪，雷厉风行，朱元璋在位期间，明朝河清海晏，百姓乐业。《明史》纂修者十分推崇明初的官清吏廉，赞曰：“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
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明史·循吏传》)。清人朱彝尊《明诗综》中收录了反映了朱元璋时社会民生的一首诗，“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与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形成了鲜明对比。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官扰民事件十分罕见，廉吏清官随处可见，堪称风正气顺;特别是在地方吏治方面，成效尤为突出。据嘉靖年间戴璟《广东通志》卷十一《循吏传》统计，洪武年间，广东的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许多人以廉吏著称。如，海丰县丞召翊“开创县，勤劳为最，且廉。”东莞县令卢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离任时，他不接受百姓赠送的财务，只接受赠诗。他自己写诗抒志说：“不贪自古为人宝，今日官贫诗满囊。十有九年居县邑，幸无一失挂心肠。”这真实反映了朱元璋整饬吏治后的官场气象。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做法，为后来的明成祖、仁宗、宣宗所借鉴和沿袭，他们或严刑峻法，或刚柔并济，不仅使明朝前期的官场风气持续净化，也成就了“永乐之治”和“仁宣之治”的美名。应该说，由朱元璋打造的官场清廉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朝宣德年间，吏治清朗达六十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土壤滋生，沉寂多年的贪官污吏东山再起。嘉靖时期，清官海瑞就向往朱元璋时的酷刑驾吏，主张恢复剥皮治贪的办法，可惜未被采纳。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