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万历是穆宗的独子，差不多是衔着玉玺出生的，6岁时就毫无悬念地被立为太子，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2、登基为帝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3、内阁争纷
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
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4、太岳辅政
万历朝的前10年，朱翊钧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5、万历三大征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6、执政晚期
酒色的过度，使朱翊钧的身体极为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