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似乎也总有人问疑：这场革命爆发时，怎么不见他的身影？是的，他的身影不可能出现在国内，因为当时孙中山远在美国，而且他事先对发生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毫无估计。
颠沛海外筹备革命
耐人寻味的是，当这场影响并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革命，需要一位最高主政者出场时，起事者们多将目标锁定在了此时此刻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
这样的锁定，既基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魅力，更决定于他此前为振兴中国而作出的献身努力—一次次武装起义的实践。是的，这些武装起义最后都告失败，但正因为有了这些失败的累积，才最终成就了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成功。而孙中山之所以有资格成为当时众人眼里堪主中国大政的不二人选，更基于他的治国理念、革命思想和号召力，已站在一个相应的时代高度。暂且不说其他，就以孙中山的号召力来说，当时虽然他人在异国，但他“为振兴中国而作出的献身努力”丝毫没有懈怠和停止。只要让我们来看看辛亥年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前，孙中山在美国的一些行迹，就可有所领略了。
1910年2月的一个上午，孙中山带着简单的随身行李，只身从三藩市来到美国芝加哥城。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后，就行迹匆匆地赶去唐人街了。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家华侨经办的“上海酒楼”，然后径直走了进去。有服务生迎了上来，孙中山说，他不是食客，他是有事来找梅经理的。
“上海酒楼”的经理叫梅光培，也是广东人。虽然和老乡孙中山此前并不认识。但孙中山这个名字，梅早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何况孙此番前来找他又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一番寒暄后，孙中山向梅直言道，他此次来芝加哥，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向芝加哥华侨筹款，继续准备在国内进行的革命起义；二是向芝加哥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建立同盟会分会。由于孙中山当时对芝加哥华侨情况不很清楚，所以希望梅能帮助他。最好能找个可靠的人为他当“向导”。
梅经理很快为孙中山物色了一名年轻的“向导”，他就是时年十六岁，住在“上海酒楼”在芝加哥半工半读的梅斌林，其时梅斌林学校放假，正好有条件为孙中山当“向导”。
许多年后，梅斌林仍清楚地记得，那阵他几乎天天为孙中山带路，挨家挨户找华侨商人进行宣传。
然而，由于此前“保皇党”的活动，尤其是在芝城发展有梅恭柏这样的“大户”，孙中山开展工作果然困难重重。芝城几位华侨上层人物听了孙中山的宣传后，根本不为所动，他们不但不愿捐款，还讥嘲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是在吹牛，根本兑现不了。
除了这些极端的人外，还有一些中层人士对孙中山“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主张虽不反对，则因心存顾虑和畏葸，也给孙中山以冷遇。在这些人看来，清政府腐败如此，固然应该推翻，但此行为毕竟属于异端。现在如加以支持，将来一旦回国，难保无生命之虞。而真正能够接受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并给予支持的，当数华侨中的下层民众。然而由于这群人为生活所迫，忙于奔波找活，难以在筹款一事上给孙中山分忧。
放下盘子回国革命
孙中山经历的困难远不止于此。更有甚者，干脆让他吃闭门羹。有一天年轻的梅斌林陪同孙中山来到一家也是华侨开的洗衣馆，还没进门，里面的华侨看到孙，先一步手拿烫衣服的熨斗跨出来，毫不客气地表示不想听孙宣传，要孙走开。见这阵势，孙也就朝对方回以礼貌的一笑，然后走向隔壁一家商店。
因为住在芝城的“上海酒楼”，孙中山自然与这里的华侨接触最多。后者受孙思想的影响也最大，孙从大局计，并非仅盯着筹款一事。比如当他意识到在这里有条件发展同志加入同盟会时，即正式成立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上海酒楼”老板梅耀富、梅旭耀、经理梅光培等人成为第一批会员。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即放在筹款支援革命事业上。由于有所发动，还是出现了成效，陆续募到不少款项。这些捐款由芝加哥同盟会分会寄往同盟会香港机关部。
除了芝加哥，美国旧金山同样也留有孙中山奔波革命的足迹。时间差不多也是在辛亥武昌起义前的1910年初。其时旧金山已成立有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创始人为李是男、黄伯耀、温雄飞。此时温因前往檀香山另有任务，故孙到旧金山后便由李、黄迎接。孙因觉得住旅馆不安全，李、黄商量后，取得黄好支持，最后孙中山即住进了他家。黄好正是温雄飞的母亲。当年才十岁的温雄飞的胞妹温徵德在耄耋之年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第一次见孙先生的情景。
孙中山住进温家的日子里，小温徵德和她的几个姐姐还负有轮流为孙先生望风和送信的任务。其时旧金山清政府的领事还有相当势力，华侨也多，各色各样的堂口也复杂，相互之间时有格杀和械斗。清领事也收买了一些堂口大佬和师爷，伺机暗杀和绑架革命人士。温徵德从李是男、黄伯耀口中得知，当时清政府驻华盛顿公使馆就直接雇有侦探，跟踪孙先生。所以孙先生每到一处讲演结束，即由同盟会负责掩护，迅速离开。李当时属垅西堂，黄属江夏堂，这两个堂口都派有枪手担任警卫。当时全美致公堂都拥护孙先生，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是华侨中最大的堂口，办有《大同日报》鼓吹革命。但是整个旧金山致公堂里没有一个同盟会员，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之间没有统一组织，这让孙中山深为郁闷。所以当他秘密来到旧金山后，即召开大会，发展会员，而且亲自带领同盟会员一起加入致公堂。这样的举措当然会给他的人身安全带来风险，但他已顾不得许多了。
当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其时正在美国一家餐馆打工。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46岁，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即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跑堂小二）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孙中山先生当年在餐馆打工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怕引起国内守旧分子的误会，所以讳言之。在历史学家唐德刚看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地，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而这样的艰难曲折，通过孙中山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在美国诸多城市留下的跌宕起伏、充满凶险的行迹，已足可让我们领略到洋溢在他身上的为革命殚精竭虑，倾尽献身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