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对安全的极度忧虑，决定了未来三百年的财政困局：始作俑者赵匡胤无法再回人世，否则重新检讨当初的制度设计，定当后悔不已。
作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安全感很低，大致是源于其早年经历的社会动荡不安，军事叛变、士卒暴动、官僚集团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倒来倒去——总之，赵希望用一套新的制度来彻底解决那些事件对他产生的心理不快。对于军队以及文官集团的建设，必须符合一条原则，即保证皇室对帝国的绝对控制。为实现这个政治使命，大宋帝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对于军队建设，多年来，帝国已形成一套治理模式：将失去土地的流民、社会轻微犯罪分子都招募进军队。
“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当其无事时，虽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輓，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宋史兵志》)
考察这种治理模式，军队建设某种程度上还承担了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历代应对饥民现象，或采取赈灾措施，或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积极的劝农政策，从来还没有像大宋帝国那样，一股脑地将流民纳入财政包揽编管的范畴。
而文官制度的设计，更体现了赵宋皇室对大臣权利尾大不掉的警惕。宋太祖定下的“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游戏规则，足以说明其机杼周密的匠心独具：做官的没有职权，有职权的不见得是官，只有皇帝差遣你去做某件事，你才算是真正职、权归一的朝廷干员——在这样的体系下，一个岗位至少对应三个人，机构不膨胀才怪。
另一个严重制约大宋帝国根基的症结是，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小，令人尴尬。到南宋以后，北方领土落入金人之手，帝国的河山更是变得残破不全。不过虽然如此，人口基数比起以往帝国，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损失，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严重限制了帝国的农业产出，好在军队基本容纳了大多数失地的农民——另有一部分，则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这或许正是后世认为大宋帝国不怎么歧视工商的证据之一。
但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帝国庞大的财政收入中，商税其实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宋徽宗时期，权臣蔡京汇报工作说，皇上您的收入都来自两税。熙宁十年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而商税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贯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
但这里的商税仅指民间商业。国家直接经办的“官商”可就大不同于反响了。
专卖是两宋官办商业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盐的专卖，北宋末年达到四千万贯;盐以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南宋时期都在一千万贯上下。另一个比较大的品种是杂税，尤以南宋为最：绍兴三十年，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
民间商业提供的税收虽然不多，但对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商业资本的积聚显然是有好处的。当然，在那个时代，民间商人集团的兴起，一般并不可能改变或改善周边庞大的农民阶层的地位和命运。
宋朝沿用唐朝时期创制的两税制，即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做无偿劳动。但宋朝的两税制的区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的，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两税制是田租。
于是百姓虽然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劳役，甚至因为不堪“差役法”的摧残而招致众多家庭破产。王安石变法，废除“差役法”、行“免役法”，依其本义言，堪称一大德政。以致后来旧党司马光上台，全盘推翻新法，在废除免役法的问题上，也招来同为旧党阵营的苏轼的不满和批评。
反正老百姓是冤大头，没得选择，官府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过一次的免役钱，现在却不得不再交一次钱以求免役，能达到这一点已经是求之不得。帝国官吏的无穷创造力再一次得到表现。粮食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这个损耗得让老百姓补交，即所谓“鼠雀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