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民造反这个问题，崇祯犯了在辽东问题上的相同错误，因为各类政策的失当，导致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战争，演变成蔓延全国的战火。
在崇祯元年陕西动乱初起时，在如何对待的问题上，明王朝就意见不一。起初地方官为逃避责任，对造反真相大力隐瞒，总幻想着来年天灾过了，农民自然偃旗息鼓。但天灾却年年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已经大乱四起，主要的农民军势力多达十多股，总数三十多万人。这时候的明王朝刚刚经历过北京保卫战，京城周围正满目疮痍，自然不愿再启战端，所以“主抚”派占据上风。一直主张招抚农民军的御史杨鹤被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赶赴陕西平乱。
杨鹤是个好官，在崇祯元年（1628年）动乱初起时，他就提出“元气”说，认为老百姓是国家元气，不能轻易杀戮。之前在官场上，他也“有清明”，是腐败官场上难得的廉洁人物。可应对这样的事件，仅廉洁明显不够，杨鹤很认真，对农民军采取宽容政策，禁止官军任意杀戮，而且也很勇敢，多次不顾危险单独进入农民军大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更铁面无私，杀掉了陕西当地一批颇有民愤的官员。
忙活到崇祯四年（1631年）初，陕西境内十多路农民军尽数接受招抚，共招降农民军十多万人，看似成绩不错，但多表面文章，杨鹤的方式，基本是“求人投降”，只要对方肯投诚，什么条件都答应，甚至允诺农民军可以保留军队武装，留在原地驻扎，这样的做法，显然治标不治本。
要招抚，就要给钱，崇祯先后拨给杨鹤十五万白银，看似不少，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军手里，也不过半两白银。何况，各路农民军虽接受招安，但实力并未受损，一旦杨鹤的钱花完，大灾又不停，重新造反是迟早的。到崇祯四年八月，各路反军纷纷撕毁合约，再扯反旗，明朝的十五万两白银打了水漂，杨鹤本人被充军流放。
招抚不行，就剿灭，这时候的主角，变成了洪承畴。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杨鹤招抚陕西的时候，他是陕西参议，对杨鹤的招抚主张，他向来坚决反对，战事重起后，陕西当地大溃，官员纷纷逃命。洪承畴非但不跑，反而自己临时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团，奔赴平乱前线。他的第一仗是在陕西韩城，击溃了攻打韩城的王左贵部，李自成此时正是王左贵部的前锋将军。这一仗王左贵败的很惨，其部队几乎被打散。李自成也因此与王左贵走散，之后一段时间，他只是陕西当地的一股散兵游勇。
却也因祸得福。
被洪承畴追的走投无路的王左贵，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畴投降。但洪承畴不是杨鹤，接受王左贵投降后没几天就翻脸，派兵偷袭王左贵，王左贵本人及身边部将皆被杀死，如果李自成还在王左贵麾下，恐怕也难逃这场灭顶之灾。
王左贵覆灭之后，洪承畴得到重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成了陕西三边总督，这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这两股最大势力上，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起，洪承畴开始全力围剿王喜胤，这时他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担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曹文诏是孙承宗的旧部，手中还有孙承宗练兵的骨血---1000名战斗力强悍的辽东骑兵。
仅用两个月时间，曹文诏就在甘肃河曲击毙了王喜胤，这时候的李自成，正在王喜胤部将王自用麾下效力。又经过了三个月时间，另一股陕西最大农民军势力神一魁也全军覆没。在这期间，李自成追随王自用，从曹文诏的追杀里逃脱出来，流窜到陕西，山西的交界地带。这时候陆续集结到此处的，约有二十多万各路农民军败兵。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个拐点已经出现：此时洪承畴和曹文诏已平定陕西大部，如果与陕西交界的山西，河南两省可以配合作战，封锁农民军进入的要道。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会戛然而止。
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王自用主持农民军各头领开会，列席会议的李自成，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号—闯将！他成为这次会议的三十六位头目之一，与他一道列席的，还有著名的“闯王”高迎祥，“八大王”罗汝才。会议商谈的结果，就是王自用被推举为首领，二十万农民军兵分五路，进入山西。这时担任山西巡抚的是许鼎臣，在此之前，洪承畴已经上奏，要求山西务必守住关口，即使不能阻挡农民军，也要尽可能的拖住，他在后面夹击，必可大获全胜。
许鼎臣也很积极，张口向崇祯要兵，明王朝一口气调来了贺人龙，李卑，艾万年三位总兵，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可偏偏许鼎臣无能，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朝令夕改，今天命部队驻甲地，第二天想想不对，又没来由的驻乙地，还没等他部署好，各路农民军就长驱直入了。结果，本是陕西一省的暴乱，至此变成了中原大乱，虽然之后明朝调曹文诏入山西，一度重创农民军，但农民起义在中原的燎原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李自成在进入山西后，也迎来了他命运的又一转折，他的老上级王自用在崇祯六年（1633年）病故了，麾下的两万兵马尽被李自成接管，但刚接管了没两天，曹文诏进入山西，各路农民军皆遭惨败。幸运的是，这时候曹文诏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军中实力最强的紫金梁部，曹文诏一直把紫金梁追到河北，而这时的李自成，却与张献忠，高迎祥等人合伙南下，进入了河南境内，此时的他，又是高迎祥麾下的干将了。
河南的军事行动进展的很顺利，农民军连战连捷，一直转战到河南武安。但就在武安当地，他们遭到明将左良玉部阻击，迟滞了数日后，却发现已身陷包围圈中---这时曹文诏精心设计的包围圈，武安四周，汇集了包括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扑在内的十万明军，封死了农民军突围的所有出路。包围圈内，几乎云集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所有明末农民起义的精英，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
但就在农民军要发动总攻前，设计这个包围圈的曹文诏却被调走了，职务从山西总兵平级调动成大同总兵。原因是曹文诏与河南御史刘令誉不睦，被回京述职的刘令誉告了黑状，罪名是“养寇自重”，即把曹文诏现在故意示弱诱引农民军武安会师的方略，说成是“养寇”，这正犯了崇祯的忌讳，曹文诏被调到暂无战事的大同边镇，刚到任没三个月，就赶上皇太极绕道大同进犯，曹文诏仅凭手中两千多兵马，与皇太极八万精兵血战十五天，硬是保住了大同重镇，迫使皇太极撤退，崇祯却非抓住他失去边地县城的小错，非但不奖赏，反命他“戴罪立功”。
而更要命的是，曹文诏精心设计的河南包围圈也破产了，曹文诏走后，明军失去了最能征善战的将领，参与包围的各路部队谁都不敢出头冲锋，与农民军干耗到冬天后，代理曹文诏指挥的京营总兵王扑，在收受农民军贿赂后，中了农民军的“诈降”计，在包围圈上让出一条口子，满以为农民军会出来投降。结果十多万农民军趁机突围成功。这次的后果更严重：各路农民军突围后化整为零，分别去了不同的省份，山西，陕西，河南，湖广皆蔓延战火。中原大乱，从此开始。
李自成去的地方是陕西，他跟随高迎祥打了几个胜仗后，接着遇到了主持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的“五省总督”陈奇瑜。比起曹文诏的猛打猛冲，陈奇瑜的战略是“追而小打”，从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起，陈奇瑜和农民军发生了二十三场战斗，全是小规模厮杀，打完了立刻收手，只尾随其后追击，追击的结果，就是迫使农民军再次进入了一个陷阱---陕西车厢峡。这是陕西南部长五十里的一个山谷，两面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且只有南北两个出口，早被明军封死。高迎祥，李自成的八万农民军，就这样再次进入了死地。
但这次农民军再次使出老办法---诈降+行贿。被困十几天后，农民军开始请求投降，深知这套把戏的陈奇瑜起先不肯，但农民军又贿赂他身边的将领，陈奇瑜虽是清官，却架不住身边属下的连番劝说。加上此时明军兵力确实不足，就准许了农民军投降，撤出了对峡谷南口的封锁，结果，农民军在出谷后再次发动反击。重创了陈奇瑜之后，再次进入河南地界。
自此，李自成的实力大为膨胀，他成为了高迎祥麾下的实力派人物，明末的农民起义，终于成为明朝的大毒瘤，大明局势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