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宋光宗赵惇，宋孝宗赵昚第三子，母亲是成穆皇后郭氏。绍兴十七年九月乙丑日(1147年9月30日)生于孝宗藩邸。绍兴二十年(1150年)，赐名赵惇，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转荣州刺史。宋孝宗即位后，拜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庄文太子逝世后，孝宗认为光宗的英武才能像自己，想立为太子，但因为按长次轮不到他，所以迟迟没有决定。这时，虞允文为相，请求趁早确立皇太子。乾道七年(1171年)，立为皇太子。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宋高宗去世。孝宗悲痛欲绝，欲为高宗守孝三年。再加上此时的孝宗对政事心生倦怠，于是打算禅位给儿子赵惇。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受父宋孝宗禅位登基，以次年为绍熙元年。
李后干政
光宗皇后李凤娘，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由术士皇甫坦推荐给高宗，聘为恭王妃。她生性嫉妒，经常向高宗孝宗诉说太子身边人的不是，却遭到两宫的训斥。光宗即位后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皇后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
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
立储分歧
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内禅退位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谢深甫等大臣的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不料却遭到李后的呵斥，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反复无常。
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是为宋宁宗。宋宁宗登基后，尊光宗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寿仁太上皇后，移驾泰安宫。
宋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